以書以名。說故事。

這是《字花》裡一個精緻的專欄。找不同的人寫讀書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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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讀鄭振鐸的《失書記》時，總想到香港的陳君葆先生，兩人是著名知識分子，又同於日本侵華期間，在漫天烽火中分別拯救了許多書籍（見《陳君葆日記》，商務印書館，香港，2004）。有沒有注意到，鄭陳是同一年生的，如此巧合，彷彿預告了他們日後救書的緣分種種。我們一定記得鄭振鐸曾把數以萬計的善本書秘密運送到香港大學，當時為港大馮平山圖書館館長的陳君葆因護書心切，而遭受日本人審訊。

鄭振鐸活躍於出版界及文學界，亦親自編譯神話故事，而不少的知名度則來自他的書話。大陸文學評論人止庵在《失書記》的序言中對他有直率的評價：書話大概可分兩路，一是讀書記，一是得書記，而他拿捏後者比前者好。鄭振鐸談買書收書，行文時的確字字堅定，關乎國家民族大義，也為了一己志趣。譬如說，他尋書成功時如獲至寶的雀躍，至於失書燒書的情緒起伏，就顯得更憤慨悲痛。那段日子，據說好些人質疑鄭振鐸在危急存亡之際，是否「人命」比「書命」重要，不過，僅因為愛書成癖實在不足以形容及解釋他長時間在戰火裡奮身救書的情況　──　假如他心底裡沒有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感的話。

或許，救書是一個動作，L，對社會的承擔，才是背後真正的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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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法國情意結，大抵因為不曾到過那裡。但，對書有，包括它們的處境與呈現狀態。《布朗修哪裡去了？　──　一個普通讀者的法式閱讀》乍看似是瑣碎筆記，但仔細讀著，會發現它除了作為一部描繪「書的存在空間」的書，亦是關於書的書（Book about Books），更同時涵蓋書人書事的敍述，可讀性與趣味性甚高。

曾翻譯過《身分》、《可笑的愛》等名作的邱瑞鑾，以四季劃分，透過文字，勾勒了法國國家圖書館的環境，既有自述意味，同是又有第三者或遠或近的深淺觀察，藉此記下一整年自身和他人的閱讀畫面，以及館內的眾生相片段。單看作者如何描述窗外天氣與圖書館所聽見的微小聲音，便覺得，這是一種教人羡慕的、彷彿是與生俱來的敏感度，往往可以跟某個特定空間有著親密的聯系：「一天的安靜，一個月的安靜，一整年的安靜，甚至數年的安靜，每天每天在這裡重現。而且不是一個人，不是十個人，也不只是一百個人，一千個人。為什麼每天都有這麼多人可以這樣安然的一個人讀書，寫寫字，然後回家，明天繼續。」形容得真好。

到底是什麼原因。我愈來愈想念作者筆下所描述的、那種閱讀的寧謐氛圍了。如此的，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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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甸甸的硬皮書，承載了數百年女性閱讀演變的見證。不過，《閱讀的女人危險》的內容其實並不如書名那樣聳動和心驚膽跳 ──　即使女性閱讀在歷史層面上，確實有過顛覆性的、革命性的一章。

書的命名，似乎是從擁有權力者的視點出發，相對之下，內文列明的小副題「十三至二十一世紀圖書之中的閱讀史」，應該更能貼切地交代書的份量。紮實的一本圖文冊，由專攻德國文學及歷史的斯提凡‧博爾曼（Stefan Bollman）選出多幅與以女性及其閱讀為主題的畫作及照片，繼而進行解讀。觀圖，不單純為美學，而是從當裡的佈局結構和女性的神情，發掘內裡隱含的意義與可能性並作出詮釋。

書中隨處可見，作者試圖帶出數個我們經常拿來討論的面向：男女不平等、社會地位、貧富懸殊（這又與社會地位掛勾）以及宗教權威。閱讀作為一種姿態，知識追尋才是實際的行動。由此，作者得出一個明確結論，在知識傳播尚未普及之時，學會閱讀的婦人是非常危險的。而這，正好引伸至本書最想要探討的核心問題：女性自我價值觀的建立與發展。

導讀中引用了 Virginia Woolf 的話，倒是深刻：「看哪，那些人不需要獎賞。我們這裡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賞賜給了她們了，因為她們熱愛閱讀。」這讓我聯想到南方朔在《新野蠻時代》(聯合文學，台北，2006)裡所說的：「每當想到我喜歡閱讀，閱讀也能成為我的工作，就覺得自己的幸運和幸福，有幸能以書為友，這樣的人生是被祝福的。」

類似的話，L，其實非關性別，就當是一名尋常閱讀者，或許我也應該跟自己念，每天，至少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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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書記
作者：鄭振鐸
出版社：網路與書
出版日期：2007/02


布朗修哪裡去了？　──　一個普通讀者的法式閱讀

作者：邱瑞鑾
出版社：漫遊者文化
出版日期：2007/1


閱讀的女人危險

作者：斯提凡．博爾曼
譯者：周全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06/2

（《字花》第七期）

休學之後，還是想玩。

父親節。母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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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著名作家小野，最讓人羡慕的，是太太及一對寶貝子女，舉家四口，統統都喜歡親近文字。在電影編劇及文學創作兩個領域上屢獲獎項肯定的小野，固然著書甚豐，多年以來著作無數，正身在美國念研究所的兒子李中寫過7本書；念設計的女兒李亞，除了文字作品，還有繪本；而愛妻鄭麗貞也出版過3本作品，我們一定記得兩年前，她曾推出一部極之動人的自傳體小說《卡桑---一個雜貨商女兒的深情回顧》(一方出版)。而文字，已是他們夫婦、父母和兒女之間一種很重要的溝通工具。小野形容，寫作之於他們一家人而言，就如吃飯般自然。這種沒壓力的書寫方式，想必是最快樂的。

女兒想要的和我不一樣

小野作品之所以廣被讀者接受，大抵因為他的創作總是如此貼近尋常生活。認識人生可以有很多種方法，沉重的文字書寫是一種，風趣幽默的，又是一種。小野的創作，多半傾向後者，而這往往教人讀得輕鬆自在。《爸爸，我還想玩！》是小野與女兒李亞的最新合集。年前，兩父女已出版過首部交換日記作品《爸爸，我想休學！》，內容是李亞還在念高中的時候，某天毅然揮筆疾書，寫了一封信，告訴父親希望可以暫時休學的要求，而女兒這份突如其來的堅持，使小野察覺自己有重新認識正逐漸成長的女兒之必要。事隔多年，21歲的李亞如今已重返校園，小野這回面臨的難度，是如何開口跟亭亭玉立的女兒提議，「我們」一起去旅行吧。關於對「我們」的強調，正如小野所說，因為女兒長大了，也可以自己一個去旅行，「她想要的也和我不一樣了」。

《爸爸，我還想玩！》有兩重很分明的層次。首先，你大可以安心地把它看成一部東歐旅遊雜記，小野加入了女兒及其老師們組織的旅行團，走過德國、奧地利、匈牙利等地方，把種種有趣見聞，各自收錄書中。而兩父女在旅途上，日夜共處，所聽所見其實大致無異，可是所思所感卻頗有差別，而這種差別對於小野來說，更是來得複雜與深刻，除了自己和女兒對事物觀感的不同，他還發現女兒在自身的成長過程中，價值觀和處世態度已有所改變，於是他寫：「我很想在出發前告訴女兒關於匈牙利的坎坷歷史，就像更小的時候每次旅行出發前我給她上的『課程』。不過這樣的『課程』早已結束在她自己單獨和朋友去自助旅行之前了。」

寫作為生活一部分

但我們知道，這種差別並不造成兩父女之間的距離和隔閡；相反，透過旅行及其後的旅遊記事，他們兩人，再一次互相認識，互相了解。

毋庸置疑，小野是著重自己與子女之間溝通的。這種堅持，或許遺傳自他上一代對家庭和親人的牢固觀念。小野前陣子接受傳媒訪問，曾如此憶述：「我爸在世時告訴我，他死後，請在墓碑上刻『教子有方』四個字，我也照辦了。」

於是，台灣便有了一個很會寫作、視寫作為尋常生活一部分的小野家族。



《爸爸，我還想玩！》

作者：小野、李亞

出版：麥田/台灣

（2005.05.22 明報。）

服飾掌故﹕服飾轉變話女權

吳昊教授在新書中這樣說﹕辛亥革命既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君主專制，亦在社會風俗和服飾上，掀起一場天翻地覆的改變。這段話其實毫不誇張，尤其為女性而言。民國時期的服飾演變過程，除了歷史糾結，也有政治牽扯，同時離不開女權與女體的討論。

坊間有好一些民國服飾研究書籍，當中又以老廣告作為解讀文本居多。向來擅長搜集及梳理史料的吳昊則更全面，從髮型到鞋子，統統列入是次研究範圍。《都會雲裳——細說中國婦女服飾與身體革命 （1911——1935）》一書分析了從辛亥革命到抗日前夕前後共廿五年的女性服飾演變，並探討婦女身體解放與當時政治環境種種千絲萬縷的關係。

天足 婦解的開始

我們都認同，中國的婦解運動，是從停止纏足開始的，繼而縮短裙袖，褲腳露出。五四運動展開時，國內籠罩著一片強大的民主思想，除了沖擊中國女性的思想，就連她們的服飾，也起了劇大的變化。

其中主要提倡斷髮男服，藉此象徵女權高漲﹔及後軍閥時期，華麗衣裳在大都會中流行，主張女性時髦，強調「翻新」（Fashion）與「摩登」(Modern)。於是，我們看到了手工精細的旗袍與高跟鞋。後來蔣介石提出的新生活運動及抗日思潮，又是鼓吹中國女性斷髮短衣的階段。

天乳 關乎民族存亡

乳房似乎是婦女革命中必然被「解放」的身體部位，在中國，這種情況自不例外，而書中亦有專文提及。

　
吳昊指出，民國時期，解放乳房的意識較遲冒起，沿海城市的婦女雖已解放纏足，卻仍堅持平胸美學，胸部愈發達的，便愈想遮掩，以緊身背心束之。作者分析，女子纏胸，意圖抹掉性別差異，消除肉體誘惑，傳達了無慾、貞潔和純真的女性形象，塑造中國傳統端莊淑女、賢妻良母的理想典型。這種風氣一直延至20年代後期，知識分子紛紛討論婦女解放，加上政府提倡「天乳運動」，指出束胸有阻礙身體發育且會損害健康。

有趣的是，官方甚至把運動提昇至民族存亡層面，強調束胸影響乳液分秘，妨礙「未來國民」成長。「今後婦女解放運動，須先從本身乳頭解放起」，宣言一出，束胸與否，已非女性的私事了。

衣飾 不止身外物

衣飾，向來就不單純是遮蔽胴體的身外物。時尚與創新之路，如作者所說，其實並不易走。我們有穿不盡的華衣，同時亦有難以承受的歷史重量。

《都會雲裳》

作者﹕吳昊
出版﹕三聯／香港


2006.08.06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