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藝學習到生活實踐 ── 讀董啟章的《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上篇）

「親愛的黑，在我的人生學習過程中，你對我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不單是我，對中和對其他人也一樣。也許你不願意我們稱你為導師。你和導演超一樣懼怕那樣的角色。你們這一代人充滿著強烈的自我懷疑，致使你們認為自己缺乏行動力，並且為此而感到內疚。那麼，請你至少當我們的守護人。我們這些還是相當無知的後輩，在還未做好充分的學習準備之前，也紛紛為了不同的原因，投身到眾多 自設的戰線上去。這些絕不是仇恨的戰線，而是愛的戰線，為了對抗這個沒有愛的世界。如果我們最終也要敗亡的話，請你 ──　我的老師，我的前輩　── 為我們作見證。請你告訴世界，我們的人生學習雖然沒有完成，但也沒有白費。」《物種原始．貝貝重生 之 學習年代》（上篇），董啟章。



《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上篇）（下稱《學習年代》）於七月問世，從香港書展到目前為止，作者董啟章出席過好幾場演講。席間，不論是嘉賓講者抑或他自己，皆不約而同地向在座人士發出同一問題：誰已看完整部小說？此關注不在於讀者參與討論時的投入度（未讀完或未讀過其實也歡迎發表意見），問題的前設固然反映小說的實體份量（單是上篇已是700 多頁共52萬字）。同時又指向當中夾雜著一定難度的哲理思辨與學問闡析的內容，行文毫不輕巧甚至傾向難讀。然而這個輕鬆的過場提問正好觸及此作品其中一個創作構成核心，以及其流通於讀者之間的意義　──　深度書寫及閱讀的必要。

「閱讀」在此，意義遠超於現今龐大但零散的資訊吸收與發放。有人認為相對於《自然史三部曲》的前兩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及《時間繁史‧啞瓷之光》，《學習年代》的情節推進及人物組成較易消化，但小說家給予讀者的閱讀挑戰顯然依舊存在　──　之於內容的掌握、應付長篇幅的耐性、以及對寫者以文字作為行動的理解。小說主要人物、剛畢業的大學生阿芝帶著對前途的困惑來到西貢，認識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並組織讀書會，年輕人藉著討論（及辯論）選書內容，衍生或和諧或有衝突的閱讀體驗，這些分享甚至影響了彼此的生命抉擇。十二次讀書聚會，阿芝以閱讀作為「學習年代」的行動，形成一個超現實的、自發性的學習空間。

「閱讀一部作品的意義變化多樣，每人的得著亦不盡相同。法國普魯斯特的看法我尤其喜歡，他認為藝術猶如視覺工具，可能是眼鏡、望遠鏡或顯微鏡。書是目的物，同時又是穿透的，通過這個特別的視覺工具去觀看世界，會發現它有所不同，甚或更加細緻。」在剛過去的商務印書館讀書會上，董啟章講述自己的閱讀觀，認為這種理念與寫作乃至日常生活，其實無可分割：「各人都在經驗自己的人生，有時我們很容易麻木、疲憊或缺乏衝擊，沒有任何特別感受。閱讀小說，我們生產一種新視角，放大了、看清了或看遠了我們日常忽略了的事物。這種過程一直更新自己對世界的看法。藝術作品愈看得多，愈能整合自己的思維，隨之建立屬於自己的世界觀。我的寫作歷程，也是由此並行變化。」

當年輕人討論漢娜‧阿倫特的《人類的狀況》時，小說從一個虛構的讀書會場景逐漸步進另一個關鍵點　──　社會運動。成員走出西貢參與反世貿示威，其後的「大廟行動」和「樹人行動」與近年現實中的保育行動如出一轍，為人文思考上添了一筆。前者屬國際視野，後者則有在地成分。事實上書內角色皆有跡可尋，影子處處，文化界裡熟悉的人都被寫進段落去；文化事件如大學學生報情色版風波等，亦於其中。然而《學習年代》的時間背景設於距離當下約十年之後，由此觀之，絕對性的寫實主義似乎不是董啟章所追求的表達手法：「這屬於『近的未來』。不是科幻、未知的世界，但與現實又有一種距離感；當中涉及一些社會行動和人物有原型，不過我不是以狹義的寫實手法描繪這班人，當中涉及虛構成分。」譬如讀書會的選書，都是董自己的選擇　──　一份他深感重要，且對其個人思考以至整個時代具有意義的書單，當中廣及文學、哲學、宗教與政治範疇，全面仔細。

小說的本土性並沒有造成閱讀的阻礙與隔閡。身為台灣人的房慧真指出《學習年代》成功營造出一種「共同感」，讓置身於外的眼睛尋找到共鳴：「在台灣，有些本土製作的小說或電影，在本地賣得火紅，但送到其他華人地區卻有一種水土不服的現象。董啟章的文字卻讓人完全跨越這個藩離，不只是正面跟歡喜的經驗，甚至一些羞恥侮辱與不堪遭遇，我們都能感同身受。」

泛泛之談認為香港沒有故事，即使有也往往被認為屬芝麻綠豆的小事小物，此城既沒有重大變故，也缺乏驚心動魂、盪氣迴腸的傳奇，在香港文學的層面亦屢遭誤解。身處相對平穩的世代，人說經驗匱乏，造就不了悲壯故事，董啟章認為這是輩代經歷與地域差異問題：「我一路思考如何書寫香港本土故事，亦擔心自己是否寫了很本土性、很內向的東西，只有自己以為有意義的內容。故此我嘗試從本土經驗裡，勾勒出一個共通的、有世界性、時代性及普遍性的景象。如說香港沒有沉重故事，陳冠中就寫了《什麼都沒有發生》，直接以此為題，從反面角度入手，同樣有趣。所以作者們一直各自努力去書寫及建構何謂香港經驗。」

董啟章身為香港小說家，在本地全職寫作，有別於一般理解的身體力行去關懷社會，換以文字把一己意見推往行動之高處。這種文學處理手法，反倒被他自謙為「後知後覺」。之於社運，他自知並非習慣站於前線的行動者，取而代之是以評論文章為介入途徑，乃至其他文化界大事，需時沉澱，後作發表。小說中青年書店羅老闆的角色，便是年前獨留倉庫，被塌下來的書壓死的青文書屋羅志華：「悲劇發生後我當然心痛，沒即時找一個很適合的位置去表達這份情緒，但心裡產生了一種看法　──　他標誌著香港文學出版的某個階段，於是我很快興起一個念頭，就是想透過小說書寫對他致意。」

香港作家陳寧閱讀《學習年代》後，認為小說設定在未來情境，充滿揭示意味，小說屬虛構，現實感卻相當強：「社運當前，董啟章作為小說家，的確相對沉默，在旁靜靜觀察變遷。但在小說內我卻看到他鮮明的立場及看法，一些漸漸失去的價值觀重新被高舉。我會把這書看成為一種行動，一種action，多於一部單純的小說作品。小說家從來沒有缺席，如果是董的追隨者，他們可能在裡面找到綱領及指引，譬如說，首先就會回到學習，重拾古典，思考哲學問題。」

「重拾古典」讓我們回歸「閱讀」這種最直接的、攝取學問的手段。董啟章坦言此路向漸趨困難，也愈來愈不流行：「獲得『資訊』極易，只要隨便在網路上搜一搜，就像讀了那書一樣。但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閱讀』。如小說內的讀書會，透過不斷思考及辯論去理解一冊書的重心。所謂超現實亦在於此，一個群體每月讀一本書並加以討論。我構想這個空間，是好奇當一班年輕人暫且放下實際生活的繁瑣，純粹探究自己學習，可與社會的關係產出什麼意義。」如此想法，共通點在於董啟章作品亦常與「難度」掛勾。他憶述自身經驗，有些藝術作品如普魯斯特的小說或塔可夫斯基的電影等，為他而言最初確難進入，閱讀過程中精神不斷消耗，有時甚至承受不了：「我們現在多半以『悶或不悶』去評價一部藝術作品，感受過於簡單。但當時深知這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心裡有克服它的渴望。因為過往的閱讀經驗與動力，自己寫書時也有這種傾向。」

原刊於 2010.09.08 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