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受了愛書人的恩惠。

林兄真的寵壞了吾輩讀書人。我自己收書不善已不消提，再詳說也只有臉紅慚愧。簡述便是當初搬屋時丟失重要文學作品一冊，最近拿起紙筆，著手要寫一些什麼時，才驚覺遍尋不獲。急急找他，問可有在坊間二手書店見其踪影。林兄是慷慨的，二話不說，把自己書架上的一冊轉贈給我，他的理由是「書也揀主人」，今天我對它有感知，而他自己短期內又不會重讀，故此刻書到我手就合宜了，淘舊書的意義也正正在此。

這還不只。林兄還加送博益版周耀輝的《道德男人》。真感激。我們都喜歡黃耀明和方大同對不對，從「終於黑得一切陣線亦踰越／愈亂愈像一次革命難逆轉」到「在／哪裡記載／第一個桃花賊／誰在／哪裡典賣／第一支紫玉釵」，周耀輝寫過許多不錯的詞。早前在內地復刻的《梳頭記》，淡淡的日記細碎頓時感到一個人真的有一個人的時日，能化成文字，讀來就覺得既溫存又愜意了：

「這些日子以來我是怎樣過的？我可以怎樣告訴你我的近況呢？也許可以這樣說，像我這樣的一個男子（有人建議我以這個題目寫篇文章），漸漸覺得世事本來無可無不可。倘若那只小小的青蛙確曾跳出井外，如今已回到井中，每天望著圓圓的天空，聽著空氣盤旋井壁的聲音。真的，一切不過是聲音。」〈一切不過是聲音〉。《梳頭記》。

林兄贈我書那晚，我回家，作了一件浩大的家居事。把讀過的、可見的餘生日子也不打算重翻的，一份一份分好，貼上萬事貼，送出去。讀書啊意思就在這。

一人出版，多元力量。

關於「一人出版社」，香港沒有正式統計。但憑平日工作經驗粗略估算，第一線的集團式出版大概已佔市場書籍流量超過一半，加上其他中型出版社的銷售份額，聽起來，如同所有經過高度商業計算的地區一樣，此城的獨立出版，在實際運作時所遇的困難自然較多，除了資金，宣傳方法，市場觸覺，還有受眾的普遍閱讀口味與意向。不過，一人出版社在獨立與自由運作的意義下，在內容質量及特色上，往往比大型出版社更見突出。

有人認為一人出版社面對的最大難題，便是走進大書店。集團式經營的出版社的優勢，不僅是在資金調動上少一點顧慮（其實只是少一點），人力充裕，還有對主流機制的熟悉與配合，於市場上有一定地位（或權力），對開拓媒體及零售通路已駕輕就熟，書一出，馬上就位啟動，尤其是香港出版市場並不算大，這方面更為明顯。假設一人出版社有意打入大型書店的網路，擴大接觸面，那刻便開始走進一個系統化的流程裡，穿過發行，採購，零售，門市陳列，宣傳配合等等步驟，其中涉及洽談與磨合，偶爾還需互相消除彼此一些極端的、二分的慣性誤解（如大型書店只著重銷售而沒有文化責任、獨立出版只屬小眾而不適合普眾讀者等）。國外有一些例子，是獨立出版社放棄進入連鎖書店（如 Barefoot Books），而選擇透過自家會員制、網路及門市去發展市場，這當然關乎整個市場的成熟度及讀者的接受能力。此方向，香港還在努力當中。

但這，就是否代表香港的一人出版社沒有發展呢。看來不。在品質、作品耐讀性及被關注的層面上，確實是另一片天空。觀察香港的獨立之作，「進一步」早已自成一家，本土味濃。舊作《我們的足球場》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近期的《四代香港人》也掀起不少文化對話與討論。香港曾有一家很經典的一人出版社，就是曾供給香港文化人不少養份的「青文書屋」，雖然掌舵人羅志華逝世，但青文文化叢書，仍是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讀物。本年最好的一人出版社例子，莫過於袁兆昌辦的「文化工房」，他本身是作家，也從事出版，最當紅的文化人如葉輝及湯禎兆早已在其作者庫內。

作為一個既關心創作，同時又在大型書店裡生活的人，矛盾常有。而我，心裡只需反覆堅持一點：認真出版，便是好書。有好書，就有讀者，就值得盡力在書店裡推介。這是永恒不變的、我的方程式。


（城市畫報。）

http://epaper.nddaily.com/F/html/2009-04/05/content_750377.htm

這篇文的起題，我很喜歡。

關於張愛玲的二三事。

「沒有她們也會有別人，我不能與半個人類為敵。」 ﹣﹣《小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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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團圓》裡，常有「顯然」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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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這書忙了好幾天。問身旁的前輩，不過是短短幾天而已，《小團圓》已是暢銷書了，是不是。我喚它暢銷書可以嘛。前輩點頭說，當然，那當然，好幾回補了又賣斷，補了又賣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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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店裡大家都是尋找《小團圓》。有些明顯是張迷，站著書架前跟他們談著談著就談了好一些時間。有些，是初次接觸張愛玲，拿起書翻了兩頁，有點猶豫，於是前來問我：《小團圓》好看嗎。那麼〈色，戒〉好看還是《小團圓》好看。我不懂答，老是說：都好看呀。後來覺得答案很敷衍，索性誠誠實實地告訴他們：於我而言，似乎沒有不好看的張愛玲。他們聽了多半會笑。另有些記錯了書名，問我還有沒有《大團圓》，聽來有趣，但細想，張愛玲不是自己說了嗎：一算約有十八萬字，真是《大團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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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去了幾個晚飯。座上客都談《小團圓》。我聽著，心裡就肯定，嗯，他們應沒怎麼讀過張愛玲了。在他們眼中，這書也許跟一個復刻版名牌手袋沒分別。都是話題。所謂「文化修養」，就是這樣展現了。起初有點納悶，差點想中途離席。後來看開了就覺得不要緊。真的不要緊啊反正這讓我更珍惜《小團圓》的一字一句。而我，將要讀第二次。

張愛玲，依然是張愛玲。

年少輕狂歲月——我孤單，但我敢做撼動宇宙之事 。

書店裡有一個分類，叫Young Adult，青少年讀物。不論在書種數量及銷售程度，皆為重要。它敞大的故事空間靈活多變，相對於兒童書，少了一點黑白分明的道德界定；相對於普遍的成年讀物，卻又添幾分幻想、努力堅持在成人世界裡或已失去的美好寄願。出色的青少年讀物，都是充滿力量的文字，往往教年輕讀者在生活挫敗及鬱悶中，審視人生。

《巧克力戰爭》(原著為The Chocolate War) 正是這樣的一個例子——至少可以想像，在已故作者羅柏‧寇米耶(Robert Cormier)執筆時，想必懷著如此的熱誠與關懷。此書初版於1974年，因內容直接談及教育體制及宗教權威，故一直被保守派視為禁書。主角傑瑞於一所天主教三一高中(Trinity High School)就讀，剛喪母、14歲的他只渴望參與美式足球，為了加入校隊，不怕在球場上給打得遍體鱗傷。小說看得人驚心動魄，節奏快，極富電影感，開首已迅速為故事定調，描述一場爆炸性及暴力兼具的運動較量，展現強勢(如刻意連群包抄他的敵方)與弱勢，擁權者(如「測試」他能力的教練)與被操控者的種種對立。小說起始一行「他們宰了他。」(They murdered him.)成了名句，也正好殘酷而真實地引出故事其他重要支點，交代小說的後續——關於霸權及欺凌、堅持及放棄。

真正鬥爭由一場「體現三一精神」的全校活動引起。侮辱學生、孤立弱者、不允許反對聲音、形象如魔鬼般的雷恩修士，他挪用公款，故發起售賣比平常加倍數量的巧克力義賣。作者在情節設計上花了許多工夫，把幾個(或幾組)角色的關係緊扣，間或倒置安排，深化其中的衝突，呈現一個充滿張力且多重的霸權氛圍，除了在學生群中的互相欺凌，譬如說，雷恩修士勾結學校的秘密黑幫組織守夜會(另一個霸權象徵，既為反權威，又與權威共謀)在同學之間滲透，確保義賣順利，並暗示若能成功即可獲特別「獎勵」；雷恩修士與最終離校的尤金修士之間，又是權力對比例子；而高潮戲碼當然是傑瑞的孤立抗爭，以個人對抗全校師生的群體壓力，拒絕售賣巧克力。最初，他是為了服從守夜會的任務，但10天執行期之後他內心幾度掙扎，依然決定拒賣，把一面倒的強弱處境扭轉。

《巧克力戰爭》的結局並不讓人欣喜。雷恩修士照舊是維持學校三一精神的最大功臣，巧克力義賣圓滿結束，傑瑞在一場打鬥中被毆至頭破血流。也許在服從與反抗之間，戰戰兢兢地走著那模糊的界線，我們才會像傑瑞生出這般莫名的念頭，問自己一句：你敢不敢撼動整個宇宙？你敢不敢面對你真實的社會？

相對於《巧克力戰爭》，《我在貴族學校的日子》(原著為Prep，下稱《我》) 把重心放於青年人的自我身分認同上。作者克蒂絲‧希坦菲(Curtis Sittenfeld)初次出書，即拿下許多榮譽，包括入選柑橘獎。故事的情景設在一所名為奧特(Ault)的寄宿學校，從印第安那考取獎學金而來的優才生黎‧費歐若，在入讀九年級的第一次課堂報告失敗後，斷定了自己將來在貴族學校的情景：「我永遠也不會有朋友的。面對同學，我能渴求到他們最好的態度就是憐憫了。」


《我》書著墨較多的，是貼近現實社會的階級距離。這種觀念引伸出來的，乃少女在學校面對的文化差異、生活差異以及背景差異等。入讀奧特學校，向來是黎的夢想，作為一個從外地加入、一開始就被邊緣化(或自我邊緣化)的學生，她與學校的傳統或同學之間的相處，總存在著各種格格不入的情。這位女生，常常帶點年輕時特有的青春憂鬱，既渴望融入友群、卻又處處無法協調。這種尷尬處境，使她對新校人事變得小心翼翼，步步為營：「練習足球時，我擔心自己會失球……吃飯時，我擔心自己拿了太多食物，或是沒有對應該不屑一顧的食物不屑一顧……我老是在擔心別人會注意到我，但當我發現根本沒有人在注意我時，我又覺得孤單。」

要帶出這些差異，作者做出顯然而見的安排：相對於同學們家境良好，父母皆從事被社會認為高尚的職業，黎的父親出身於草根，女兒需拿獎學金才能入讀貴族學校；展望未來，黎不斷探索，而同學卻毫無掛慮，一心期待自己日後進入一級大學學府。章節之間，少女不曾脫離過類似的心理擺盪，直至她父母要來探望時，讀者會發現黎的微妙轉變——她正漸漸適應了生活，如同學一樣，有著少女情懷與成長困惑。她懷疑自己是同性戀，也期盼自己依偎在男孩的懷裡。她甚至認定自己是奧特特權世界的一部分，會說它的語言。因她擔憂，父母不屬於這個世界，她的歸屬感，由自己的家，自己的親人，轉投到一所貴族學校，以及貴族學校的朋友。

然而，上述的歸屬感是否真實且鞏固呢。這個疑問，在韓裔學生杏君服藥自殺一事再被提出。杏君平常沒有異常情緒，但因外語不佳而變得沉默，慣於冷眼旁觀事情。自殺進院後，黎說：「杏君，妳會希望自己沒有來奧特念書嗎？」如此一問，彷彿叫讀者代入黎之角色，回到最根本的問題去。杏君並沒有正面回應，但被黎觀察出來：「我發現顯然杏君相當嚴肅地看待她的奧特生活，她不是把它視為她的美國生活，或者她的學校生活，而是她真正的人生。」貫穿全書，我們會看見，一個處於青春期的少女，在既想進取同時感到無力之際，如何啟動自己的心理機制，透過大量的自我對話，在陌生地，試圖克服困難，繼續向前。


評論者不約而同認為，兩書皆可媲美青少年經典《麥田捕手》。是啊，曾是少年如我們，都記得該書主角，那個常想像自己在麥田裡與小孩玩遊戲的荷頓，他的感受，字字寫到我們的心坎處。不論是可口的巧克力，還是華麗的貴族校舍，成長，注定是一場無可逃避的苦澀，但我多麼願意相信，長久的甜美將隨之而來。

（明報。讀書版。2008.09.20。）

這個書展其實很好。譬如有鍾曉陽。又譬如我站在朱天文面前遞名片，她微笑著接過，我就緊張得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像一個中學生一樣不懂表達自己對對方的欣賞。鍾玲玲說，我有點面善。細看細看，我發覺她有一張很仁慈的臉。

拍了鍾曉陽的照片，請看。錄像很短，因為記憶空間滿了。

說真的，得到這本書，讓我高興了一整天。先是看到一大群人圍在書展攤位，上前，原來梁文道在叫賣。我這種厚臉皮的人（還拖了另一個朋友落水陪我），站在旁邊麻麻煩煩地叫梁先生、梁先生，最後成功使他開口問一句：劉美兒你係咪要書呀？

書店的同事久不久跟我說，梁先生是個認真的讀書人。他常去那裡，專注找書。我是愈來愈佩服他。對了，一直沒說，我向來有個奇怪習慣，就是會把很喜歡的文章重覆又重覆去看，像每隔兩三天就會讀一次的頻率，直到有一日覺得看夠為止。曾經有這麼一篇讓我讀完又讀的文章，是梁先生寫的。那不是書本導讀，也並非文化評論，而是一篇很柔的散文：「那天我在一夜之內傳出數不盡的信息，直到他回覆，叫我不要再問下去了。誠然，我應該學懂等待的藝術，培養一種叫做耐心的植物。 我想很多人都有這種經驗。你不能主動，你不能做任何事，你只能等他心血來潮問候幾句的時候平淡和緩地應答，你不該成為逼迫的力量，你是一株等待季節性陣雨的沙漠植物。」

書展。最讓我開心的是看到兩岸三地我欣賞和尊重的前輩同業。有一些常常來這部落格看，那我希望他們這個星期會過得很愉快（雖然忙）。

朱天文。偷了四十五分鐘時間去聽朱天文。（不好意思鏡頭很晃。體力都在展場消耗，也吃過藥。拿著照相機拍錄像手抖得很厲害。)





小插曲。講座極受歡迎，座位沒了，截了人流，說場內很擠（其實我覺得站的位置，坐地下的位置，仍有的，大抵可以有點安排，像坐巴士：請盡量行入車廂）。你知我這種麻煩的人，要工作人員打開門讓我看看。最後我進去，不過袁某及他朋友，就如永別一樣跟我揮手拜拜。

本來不打算買攝影集的。豈料拿起新書《文學心鏡》（聯合文學），隨便打開一頁，就見此照片，真讓我驚訝，我站在店裡都叫了出來。

攝影者叫陳建仲。 每張照片，配一篇小散文。其中一段這樣寫：「後來愛亞告訴我，袁哲生的妻子在平面媒體上看到這張照片時哭了許久，她說在袁哲生眾多的照片中，這張最像他，淺淺的笑，淡淡的愁。」袁哲生於數年前上吊自殺，死了，跟他的好朋友、即黃春明的兒子黃國峻一樣，壯年輕生。我很喜歡袁哲生的文字，彷彿，他老是可以旁若無人似的，注視身邊每一件微小事物，觀察自己的情感變化。大抵因為這樣，他能書寫出另一個世界而那個世界，我想，我是不陌生的。我很羡慕很羡慕。

書內有一百五十個作者，想得到的，都有了。就提一些我常看的。楊照，張大春，南方朔，朱天心，余華，高行健，駱以軍，陳映真，楊澤，許悔之，楊牧，詹宏志，龍應台，莫言，林懷民。

《東京鐵塔 … 老媽和我，有時還有老爸》出版一年後，我讀了。

對於暢銷書，往往離不開幾種銷售型態：甫出版勢如破竹，書店想搶也沒搶到幾本，忠實讀者天天來問回貨沒有；或是要大家暖暖身，書商和出版社再努力一點，成績後來居上；也有因為相關的事引起注意，從書堆隱沒處，驟然飛揚起來。

相對於上述情況，日本翻譯作品《東京鐵塔 … 老媽和我，有時還有老爸》或許是另一種可能。先不談東洋老家的熾熱，在台灣，此書可算是名利雙收，而香港比較有趣，它掀起了話題的同時，並非一下子大賣特賣，電影的推出亦沒有如同其他改編小說一樣，造就極大的行銷威力。可書就是整年來，一直在微微移動著。你以為它的銷售周期完了但，看看計算表，即使不高踞榜首，它仍在。由此觀之，多才多藝的 Lily Franky (中川雅也)的著作，是頗具韌力的。

書的結構簡單，大概是作者從有記憶開始談起，回想老媽帶著他離開父親，努力撫養他成人，從福岡鄉下遷到東京大城市，直至老媽患癌病逝，母子二人如何互動，積累深厚的感情。 如讀者只求感動，我相信《 東京鐵塔》的催淚程度之於書架上其他翻譯小說，絕對不是最強的，但取勝於內容坦率，以最單刀直入的方式，處理了我們平常或不太懂處理或刻意迴避，同時又應該去花時間的問題 ﹣﹣親情。其實孝順與關懷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但若以其他溫情小說做比較，《東京鐵塔》書是好讀的，至少，它省卻了許多陳腔濫調，大抵因為它作為自傳體的直述， 作者擅長幽默的筆鋒，行文相對隨性，細碎與細碎的事之間，慢慢讀出一點點味道來。這是書的優秀之處。

談到情感上的表達，我還是喜歡文字遠超於後來改編的電影。邊看邊想，喔，怎麼值得被 capture 的文字段落都沒有化成影像呢；又或是，段落被抓住了，卻像給淋過一盤冷水，淡得失去了本來該有的內心掙扎與矛盾表現。香港把電影命名為《東京鐵塔 ﹣﹣我的父親母親》，而我覺得，保留書的副題「有時還有老爸」較有意思。「有時」於此，存在一種莫名的距離感，恰好反映父子兩人的關係。雖不常見面，卻總在作者人生中重要的時刻出現（記不記得，作者拿起畫筆創作，選讀美術，以及，首次觸摸女性的身體，老爸都在場？） 。而這，會不會是另一種可以訴說的親情關係。

「我在另一望邊著老爸，這幾個星期以來，我和老爸好像把三十五年份的話都說完了。我想到，如果我再喜歡他一些，等他死的時候我又會像這樣悲傷，真討厭。我只是呆呆地望著他，這麼想著。」作者在老媽身後這麼說。有時，Sometimes，到底是怎樣的一種份量？Lily Franky 在七月的香港書展有演講，不如，到時候舉手問問他。

李歐梵教授的新作品問世，
在書店辦了首場發布會，
其後還會在其他地方演講。

李玉瑩也來了。
李教授忙著預備，
我帶他太太去文學部逛，
聊了幾句，口中都是李教授。

李教授就更不用說了。
一開講就談妻子。
視線範圍不見就問：我老婆呢？

原來世上真有一種東西叫形影不離。

私密的回顧。

報章為新年編了一個專題：買本書好過年。我選了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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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下筆機會多了，益發覺得，試圖以文字精準地抓住生活觸感，並不如想像中輕易。結構稍不嚴謹，用詞稍不精練，即極容易墮入自說自話、自怨自艾、那種過度愁善和頹廢的沉溺困境內。身為文化研究學者兼作家，柯裕棻的書在香港委實不算流行，但她的創作，早已於台灣自成一家，讀者無數──包括忠實的我。

　她行文清淡但充滿憂鬱，有時晦暗不明，如同被生命中的稄角磨損得體無完膚，間或又有一種圓熟，足以靈活駕馭縈繞不去的虛空情緒。《甜美的剎那》收錄多篇散文，長短有異，創作年份及地點不一，從彼邦的皚皚積雪到當下的喧鬧都市，有留學雜憶，也有尋常軼事，統統關乎作者的改變、看透與醒悟（抑或更迷惘？）。在時空的跨度裡，柯裕棻的寫作與出書行動，既是動人的公開發表，也屬一種私密的回顧，以及紀念。

（文匯報。2008.02.04。）

葛拉斯的詩畫。

「只有目前，當我垂垂老矣，我才找到恰當的形式，在一個更廣泛的背景下談論這件事。」～　鈞特．葛拉斯。

L：

台北市立美術館，最近有鈞特．葛拉斯（Gunter Grass）的畫作。

因此，就極想飛到台北去。起程之前，看到一家新成立的出版社「原點」把詩和畫出版，命名為《給不讀詩的人》。是的，他發表詩集，比起發表名著「但澤三部曲」還要早。

本年慶祝八十歲大壽的諾貝爾文學獎主，繪畫原來也接近六十年。葛拉斯的畫，以天然景色及動植物為主體，在此之上，或隱約或鮮明的提了詩。他的作品大致上不抽象，景和物實實在在，寓意和表達方向明顯。配了詩的畫，猶如以亮彩斑爛的顏色在畫紙上抺出另一筆雅致與美感。

這位反納粹的「德國良心」，去年出版了很暢銷的自傳《剝洋蔥》，引起坊間一番炒作，針對作者在書內承認自己年少時曾被徵召加入納粹的武裝親衛隊。喧嘩延續至上月，外電報道葛拉斯控告某大跨國書商，否定它旗下公司出版的傳記中所指，他是「自願」加入武裝親衛隊的。據德國媒體所述，該傳記的第一版本，並沒有這筆資料，直至《剝洋蔥》問世，才增訂內容。

「當我十七歲時／手裡拿著我的炊具／一如那個和我孫女露易莎／參加了童軍旅行的人一樣／站在往施普倫貝格的馬路邊／舀著吃起了豌豆仁／一顆榴彈轟了過來／湯汁潑了出來／但我只是輕微地擦傷／並為此感到慶幸」。閱讀至此，L，實在無法不讓人想起，葛拉斯參加納粹的那年，正是十七歲。相對於小說創作，葛拉斯的詩畫視覺藝術，幽幽地多了一份、彷彿經過百年沉澱的蒼桑與寧靜。

（2007.12.14。明報。前書口。）

神話。

神話讓我了解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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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前陣子去了香港藝術館一趟，看大英博物館展覽。

掌管情欲的希臘愛神、守護安提克城，即現今土耳其的女神、把葡萄樹賜給人類的狄奧斯尼索斯酒神，之類之類。人都往古希臘和古羅馬區域去看，相比其他展品，真的受歡迎多了。每個展櫃都擠滿參觀者，而我，你知道，唉，又不夠高，每次都好不容易等到人散，才趕快瀏覽瀏覽。

許多文學愛好者對希臘羅馬神話都有或深或淺的情意結，譬如說，鄭振鐸。差不多八十年前，這位文學家已編著《希臘羅馬神話與傳說中的戀愛故事》和《希臘神話與英雄傳說》。至於《伊利亞特》和《奧特賽》兩部作品，印行之後就在中日戰爭燒成灰了。關於神話的獨有魅力，他說得精準：「直到了現在，藝術家們，詩人們，還總是不斷的回過頭去，向那裡求得些什麼。她是永遠汲取不盡的清泉，人類將永在其旁憩息著，喝飲著。」

韓國作家李潤基在著作《愛情神話》中指出（嗯，對，就是在剛過去的書展中，無稽地被指為不雅的那本。它收在我的書架兩年了，我覺得一切很好），希臘羅馬神話和人類有著不可分的關係。其中一個理由，就是我們無法擺脫死亡的命運，因而創造出永生不滅的神。

至於我，我是喜歡讀神話的。每回翻開書本，總滿心期待，知道很多很多精彩故事將要來了。L，那種雀躍，就如俄國作家H.A. 庫恩在名著《古希臘的傳說和神話》中對宇宙起始的一番形容：「最初，只有永恆的，無邊無涯漆黑一團的混沌。這裡孕育著世界生命的源泉。從無邊無涯的混沌中產生了世界和不朽的眾神。」而這，就是天地初開的美妙情景。

（2007.12.05。明報。前書口。）

那一段光影日子。

L：

黃夏柏的新書《憶記戲院記憶》，在設計上花了點點心思：前書口位置有塊長型小卡紙，用來控制封面上的活動戲院簾幕，輕輕一拉，原來小卡紙是張票根；簾幕打開，出現一幅舊戲院的外觀圖。

不只關乎美感上的考量。這樣細心的安排猶如為讀者和戲迷引進一條記憶之路，預備好，打開書，尋找屬於自己的光影日子。我隨意翻翻，錯以為是硬性戲院史，細讀之下卻另有驚喜　──　既是細緻的城市漫遊觀察，又是筆觸溫柔的散文書寫，更是爬梳認真的資料整合。作者在書中說：「說到和戲院扣連上情感，別人驟聽，不免認為言過其實，甚至濫情。到戲院就是為看電影，匆匆來，匆匆去，誰去理會戲院一磚一樑的結構，然而，只要靜下來細心想，原來它們都在腦海之中，每拋出老戲院這種話題，大家總有連綿不止的記憶。」是的，奧妙就在這。放映院等硬件雖是共同享用，但各自的觀影經驗，從選擇地點到買票到進入暗黑場境，所體會到的，又那麼的私密，那麼的不一樣。

年少時孤獨，慣了自找娛樂。除了看書，其餘時間都在電影院裡。每個周末，從十二點半開始，乾脆一看就看三場，幾乎什麼片子都給我看過了，偶而，帶位員叔叔還會跟觀眾閒聊兩句，而不是單純用電筒指示，你買的F11 或 K08 號位在哪。家在大埔，該戲院，後來倒閉了，做過「十元店」賣場之類的，如今是，卡拉OK。

譬如我。我曾用心收集過電影票根。欣賞過什麼戲，和誰進場，看看日期地點，想想，老遠的記憶竟還在。至於後來的戲院情感牽連，L，大抵是與同行者，你，有關的了。

（2007.12.15。明報。前書口。）

老去的美。

前陣子聽《紐約時報》的線上訪談，安伯托.艾可似乎很快樂，邊說邊笑，聽得我也快樂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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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真是一個既可愛又精力充沛的學者。近年在美與醜之間徘徊，先後編著兩本沉厚的書，而他的結論是：醜比美，更有趣。

見他新作《醜的歷史》（On Ugliness），雀躍歡喜，打開書，卻滿是自小害怕見到的圖像：鬼神妖怪血盆大口，扭曲人身切割分離死不閉目，動物互相殺戮。畸型的，殘缺的，誇張耀眼的色彩看得驚心。好些圖片，不得不匆匆掠過。

唯獨有幅畫吸引了我的注意。是370多年前的作品。老人的輪廓勾勒清晰，兩頰深陷，面龐下垂，頸部肌理交錯如枯樹盤根；一襲白色裙子本應盡顯體態，但半露的胸脯已經鬆馳，不再結實如昔。儘管這樣，做成強烈對比的，是老人對美的追求。她雙手捏著花朵，旁邊兩女孩正為她悉心打扮，仔細仔細，以粉紅髮飾束起疏落白髮，珍珠耳環配襯起來還是幽雅的。坐在鏡子前，面對年華老去的自己，仍舊專注，一絲不茍。青春與否，L，不重要。

出自著名意大利畫家伯恩納多．史特洛及（Bernardo Strozzi）的手筆。中世紀時，許多藝術家以年邁女性為創作主題，象徵生理與精神上的枯萎，相對於世俗的標準美　──　純潔與美麗的年輕人，截然不同。畫有個名字，嗯，很調侃，叫Old Coquette。

艾可在前作《美的歷史》已經說明了，陰影的貢獻是使光明更明亮，美醜的對比亦是同理。這個符號語言學權威75歲了，L，你有看過艾可的作家照嗎，他叼著煙，逍遙自在：「世界不能被分開成美醜兩者。我，譬如說，就在兩者之間。」至少，已是老人的他，說話風趣依然。

（2007.12.03。明報。前書口。）

夏多布里昂的墳。

「蒙田說，人目瞪口呆地走向未來的事情；我另有一癖，對過去的事情目瞪口呆。」
——《墓中回憶錄》

L：

從網路的資料庫，看到夏多布里昂的墳。墓建在名叫格朗貝的島，極其簡單，石墩上只有這麼一個不虛妄的、面向廣闊海洋的十字架，旁邊長了枯乾的長草，據說，偶而有點風浪拍岸。

是夏多布里昂去世前二十年已經選定的位置，多番向市長請求，決心要被埋葬於此。倒不驚訝，他何以喜歡在這種環境下長眠。大家公認，政治家如他，目睹路易十六之死，經歷滑鐵盧戰役，也是法國浪漫主義的代表人物。回憶錄中，處處能讀出一點憂鬱哀愁，不論是歷史思考，抑或童年回憶。大抵跟寫作的情緒與狀態有關，從落筆到收筆，他一直想像自己坐在棺材裡寫作，「敘述將伴隨著那些因發自墳墓而具有某種神聖性的聲音」，花了四十年，一改再改，終於完成這本長達二千頁的書，並希望所有文字在他身後五十年才問世，既認真也謹慎。

在棺材裡書寫，到底是怎麼樣的體會。

夏多布里昂曾居於倫敦數年，當時，他寫了動人的段落：「我們同時睡下，它是為了更加輝煌地升起，而我無論從哪方面看都似乎再也醒不來了。我在一種宗教感情中昏了過去：我聽見的最後一個聲音是一片樹葉落下和一雙灰雀鳴叫。」每讀到此處，總覺得，這是夏多布里昂臨終前一刻的情景。L，他深刻地描繪了一種永恆的、於百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揮之不去的孤獨，即使他曾留下一句：明天的景象，已與我無關。


（前書口。2007.10.25。明報）

詩人的對話。

L：

「如果你活著，我今天會給你寫信……我如今也許很怕再看到那封我已不記得的信。對你說你是什麼樣的人，這是世上最輕鬆不過的事。但是，如果我談起自己，亦即談起我們的時代，那我就未必能處理好那尚未成熟的主題了。」

俄國詩人巴斯特納克在里爾克去世後接近五年，出版自傳《安全證書》，並把作品獻給這位生於布拉格的德語詩人偶像。

是的，當里爾克還在時，他倆曾以書信交往，連同巴斯特納克另一位朋友詩人茨維塔耶娃。三人的信件被編輯成書，名為《三詩人書》（Letters: Summer 1926）。巴斯特納克對茨維塔耶娃有情，他想與她一同認識自己鍾愛的詩人，故請求里爾克一起與兩人通信，里爾克去信，附上詩集給女詩人，提了字：一個詩人獨活。而孕育著詩人的人／終會與他相逢。茨維塔耶娃對里爾克產生愛意，是後來的發展。

這是我最近喜愛的書信集。三人的文字交往，以詩與文學作為基礎，表達心中情感。嗯，都是充滿愛情的元素：表白，愛意，矛盾，退讓，妒意。不過，與其認為他們之間存在著什麼世俗的愛情糾結，倒不如說三人在精神及創作上，互相寄託，欣賞和鼓勵，那是，一種更複雜更刻骨的情分。

茨維塔耶娃在信中坦言：我對你的愛已分化為日子和書信，鐘點和詩句。但L，里爾克其後因白血病逝世，兩人最終沒有相遇，是為1926年12月29日。屬於他們三人的、那美好的歲月，隨著詩人的遠去而結束。


（前書口。2007.10.27。明報）

《巴登夏日》。

讀到那情節，霎時間，不知道應該把自己的臉藏到哪裡去。你了解嗎。原來可以是安娜，可以是波琳娜。到最後，覺得自己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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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注定是一場沉重和繃緊的閱讀經驗。

旅途上。某天，安娜於有意或無意之間，發現了一封寫給丈夫杜思妥也夫斯基的信，撰信者是個女子。原來她曾跟安娜一樣，陪小說家去過許多地方遊樂，也玩過輪盤，賭錢。波琳娜——那女子——正是《賭徒》中女主角的名。

「而現在，波琳娜又出現了，但已經不是在小說裡，而是一個真實的、活生生的人……安娜把這封信放回一堆信裡，好像它也跟它們一樣普普通通、無足輕重，她終於在車站見到了他，他們一起回家，他抓著她的手，仔細地端詳著，彷彿在尋找他不在的這些日子她發生的變化。」

俄羅斯作家列昂尼德. 茨普金畢生唯一的小說《巴登夏日》。全書沒有章節分隔猶如一場無盡處的寫作行動，從自己極鍾愛的作家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生平事蹟以及安娜的日記取材，變奏成一篇更立體的小說創作，連同作者的旅行自白，多重敘事，時而並行時而交錯，彷彿只要一放下書，喘半口氣，即會在公路中迷失。

這就是《巴登夏日》的魅力和張力。

猶太人列昂尼德. 茨普金是個醫生，因政治原因他永遠無法出國，而且遭遇不少挫折。《巴登夏日》在八十年代於美國刊物連載，期間不幸因心臟病發去世。收錄於書內、蘇珊. 桑塔格精細的推薦文固然是具吸引力的導讀；而作為讀者，只要親身穿透小說的文字，L，你將會明白，大抵只有這種人，才能深切看出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悲愴所在，全身投入，追隨他的作品。


（2007.10.24。明報。前書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