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文化回歸」 ﹣﹣ 從古兆申走過的文化路談起。

是一個座談的摘錄。雖其中有些觀點我不盡同意，我永遠相信互相觀照，多於直接比對。但有討論，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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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程路　──　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 1963 – 2003》是盧瑋鑾教授展開的香港文化人口述歷史工程的計劃之一，訪談於2003 年進行，提問的人 ── 包括盧瑋鑾本身和另一學者熊志琴 ──　與被訪的古兆申，皆為文化同路人，既檢索記憶，同時實實在在細密爬梳寶貴史料，放諸宏觀版圖，顯然已不只是個人史；此外，當時為期三天的對談，距離至今已有七年，卻遇上了「八十後現象」和「世代論」的探討，此書生成，自然成為探問與追溯這些意識形態的另一參考文本。

古兆申於1963 年入讀香港中文大學，最初接觸文化的渠道，是《中國學生周報》和《大學生活》，前者啟蒙不少中學生，後者以大學生為閱讀對象。他時有參與兩報社舉辦的活動，亦撰文寫稿，又閱讀了許多台灣文學刊物，繼而與志同道合的朋友自資創辦《金線》，主要刊登文化評論，或引介國外作品，亦有不少篇幅推薦台灣作家如陳映真、鄭愁予、白先勇等作品，積極在校園派發流傳。念研究院期間有個機緣，開始編輯《現代中國詩選》，花三年完稿。深厚的文學根底與經驗由此漸漸累積，往後的日子，古兆申更跨越其他藝術界別，落腳於多個文化領域。

如資深電影研究者黃愛玲與他的相識，淵源並非來自文字，而是當年難能可貴的影像之旅。兩位好友結交於八十年代初的巴黎，當時幾個歐洲國家陸續舉辦中國電影回顧展，一班電影愛好者常常碰頭相聚：「看電影本來就很愉快，和好朋友一起，就更愉快，於我輩而言，在香港出生及成長，根本沒機會看到早期的中國電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機會，大家共同享那種興奮，如此志趣，一直延續到返港。後來他更引導我欣賞崑劇。」

香港尚未回歸之前，古兆申已呼籲要重視「文化回歸」　──　既關切民族文化和中華文化的失落，同時榷立穩固文化政策，「官方帶頭，民辦回應」。近年，經過幾次社會運動，「八十後」的論述更受關注，年輕人面對的批評偶爾過於簡化，譬如只覺得他們是非理性激進；也有指文化知識較薄弱的一群，其積極性和主動性，與上一代大相逕庭。畢竟社會結構變化複雜，世代之間，如不互相觀照而單純直接比對，意義並不大。儘管如此，面對這種落差與衝突，古兆申其實不無感慨，認為過往濃厚的文化氛圍已然失去。

古指出，這是文化的世代脫軌，亦關乎政府政策的不濟：「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多加資源，香港回歸後推動藝術，尤其是中國文化，可惜目前還沒有達成。」

誠然，近年不論是文化及保育政策的推行，還是期間對於不同聲音作出的應變，皆充分揭露政府對於文化認知及其管理的無稽與淺薄 。曾作為文化委員會成員的雕刻家文樓表示，在一些文化政策討論會上，官方佔了大多數，業界只屬少數，亦欠缺共識：「我提出了一個疑問，就是香港到底屬於什麼文化？當時政府沒有人願意回應這個問題，繼而把責任推到他們聘請的顧問身上。文化委員會主席、即時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張信剛教授，他是一個相當有修養的學者，唯獨他提出，香港要面對的文化議題，是中華文化的延續。」

與古兆申相知相交二十年的雷競璇，對香港教育尤其失望：「回歸以來，我們多討論到就業及經濟等問題，至於文化承傳，特別在學校課程裡，關於中國的元素愈來愈少，地理本已不多，中國歷史就更加式微。」他指出，港英政府訓練的公務員固然大多缺乏文化視野，同時又存在複雜的社會問題，他坦言並不樂觀：「談到文化回歸，到底終極的目標及方向去哪？中國現在發展成這麼龐大的經濟體系，他們的文化承傳其實存在許多問題，香港亦然，前人能夠保存的傳統材料愈來愈少。」

古兆申於1970 及 71 在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正值保衛釣魚台運動開始，他和同學策劃出版《愛荷華釣魚台通訊》，並參與示威。《雙程路》中提到，當時在德州讀電影的徐克送上一部超八攝錄機，他隨即拍下短片，讓不在場的同學觀看。古兆申的父親是桂系國民黨軍，在政治認知及自我身分認同上，自然多了另一份思考。面對目前的社會運動狀況，以反高鐵為例，古兆申強調自己對於這場運動沒有立場，但有感與70 年代的社運經歷大大不同：「他們（反高鐵人士）用的方法可能不恰當，絕食和苦行，犠牲太大。」他亦強調，歷史觀非常重要，每一代人，如沒有歷史觀的話，對文化的立足點便薄弱無力，行動亦會變得盲目。

2006 年，有市民堅持天星碼頭不遷不拆，盧瑋鑾曾到過請願現場觀察：「從另一個角度看，或許會有一點安慰。當年輕人在示威，聚於街頭，我跟他們說，我只想去看看你們。或許我覺得遷拆天星碼頭，與我無關，但對新一代年輕人而言，卻十分在意，他們覺得，這是他們的家，他們的事。」不過，她也認同歷史觀的重要性：「部份年輕人只知社運重要，卻未能掌握歷史的脈胳。所以，我們這一代人更加責無旁貸，要好好紀錄歷史，不要讓下一代出錯。」

作為別人口中的「八十後」，講座嘉賓之一、香港城市大學畢業生劉駿業對世代標籤化不以為然，他熱衷研究崑劇，投入藝術活動，但面對其他之於文化知識較冷漠的朋友，他強調這無分對錯：「其實許多年輕人面對類似批評，是不在乎的，即使被指為膚淺，他們不會介意，這是新一代人的性格。」不過，相比起古兆申同期成長發展的人，對社會的關懷，他認為身處當下，許多線索及標準都沒有保存下來。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博士生陳子謙則認為，新世代在目標及文化理念上，的確有不足之處，但仍不致那麼悲哀：「我教寫作班，沒錯，年輕一代實在沒有接觸許多文學或文化，但只要以合適的方式與他們討論，他們還是會被打動的。即使那是非主流的社會文化，最終也可以令他們愛上。同時，七十年代理想的、被我們羨慕著的文化環境，是否也是主流？這是很值得探討下去的。」


套用黃子程在座談中的說法，那並非一個「世代對決」的辯論：「但不能否認的是，從前的文化氣氛較有條件，老前輩有創建，更讓我們反省，有沒有為新一代貢獻。」而古兆申最深有所感的，是過往的媒體沒那麼功利：「當時，我們還有一些富使命感的電台及刊物運作，但如今，媒體只關心本港新聞，且是芝麻綠豆的小新聞。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確比較幸福。」

七十年代，擁有及堅持文藝心思的，畢竟只屬於小數，大抵亦不是主流。盧瑋鑾認為，這是全世界恒常的文化狀態：「每個年代都有其優點與特點。沒錯，我們期待的『文化回歸』，似乎有點遙遠， 但你永遠不能小覷這小小的動力，只要尚有一撮人存著這種心思，我便不會悲觀。 」



原刊於 2010年8月21日 《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