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2/12

生命中的主旋律,還是在那裡 —— 讀《我開始輕視語言》.訪張家瑜/文:劉美兒(寫於台北)





「既然我們不能毫無芥蒂般的活着。苦的酸的甜的就注定要被留下。不管是以那一種形式留下,至少都要像個樣。那形式,說絕一點,決定了我們的墓碑上命題。就像突然天暗後,燈就必須要被點起一樣。」——《我開始輕視語言》




多年前第一回見張家瑜,情景陰森而迷離:我急病,半夜被送到醫院去,獨留隔離病房。我跟她家人本是稔熟親近,她隨來看望,並帶小說給我解悶,買食物給我充飢,昏暗慘白的空間忽爾多了一張溫婉平和的面孔。那刻病痛纏身心情欠佳,即使有書可讀肚子撐飽, 我仍不見得歡顏有禮甚至連一句多謝都欠奉。當時不覺,如今開始相信張家瑜把一切都看在眼裡,可她一貫和善又不計較的品性足以讓這些稜角與缺點變得輕微和無傷大雅。

這就是我心目中的張家瑜——當然那時候我以其本名記之喚之。以別的名書寫著書,讓我重新正視她的文字。許多人讀過她首本散文集都讚好,說喜歡。於我而言那並非驚艷於世的澎湃之句,而是撫定心神的細語,又有幾分流麗清爽。張家瑜寫作,偶爾帶點酷酷的直率,黑白分明,但寫到最後,彷彿還是離不開一種寬容的氣度,人如其字,想來也頗符合她的真實個性。

剛出版的《我開始輕視語言》驟眼看來是不規則散落於紙張的生活切片,細察之下卻窺見某條不曾間斷過的、移動的生命軌迹,依循去讀,乃關乎作者的牽絆回憶,一些錯以為已被遺忘了的鍾愛之事;又或滲入身處當下的現實定格描寫與所感,伸延至多年來遊走異國土地的記錄,行旅之筆深刻迷人。無論活在哪兒,呼吸不同城市的空氣,認人認事,猶如朱天心那「善記憶街道景物」的天賦特質。尋常如街道景觀,間或夾雜着對社會變遷的感受,活像班雅明筆下的城市漫遊者,表面看似細碎平凡,其實又隱含了切身的文化觀察。人說張家瑜擁有屬於出色寫者的敏感度,她倒是不以為然,自嘲是個悶人: 「我自身是很無趣的。我所有的感知,大多是由外界所刺激的,所以,只能藉由外物來抒情,而且只能用那些可以感動到我的外物。」

女子生於美麗的花蓮,丈夫是土生土長香港人,移居此地亦算順理成章,《我開始輕視語言》承載了這個城市的點滴,不盡然要強烈表明對香港的愛恨心迹,卻細微地勾勒了似遠還近的親切感: 「因此,我小心地把我的熱情與忠誠收藏好,不讓別人看到,因為那違反思想信念的獨立。只有香港與我,知道這十年,到底『發生』了什麼。」這麼長的一段人間歲月,局外人看來,香港是張家瑜的「我城」還是「他方」,儼如存在着一道模糊的邊界,難以斷然割開;但之於她本人,原來已可稱為「故鄉」。被張家瑜稱為「故鄉」的香港,是她在台灣以外,生活得最久的地方,認為自己的成熟期都在這。

另一端,張家瑜對舊地有「走出了花蓮,才發覺它的獨特」的念念不忘。及至回望寶島大街小巷,台灣身分加上香港經驗,造就了她所形容的「雙曈」視野。作家鍾曉陽於序言中說得精準,指出張家瑜作品, 「記憶」作為書寫核心,顯然易見,她亦認同: 「我是個戀家的人,偏偏有太多機會我都在他方。所以彼時我被撞擊的回應特別強烈,就有了許多以『我』為基地所衍繹出的對異鄉的書寫。」《我開始輕視語言》確實既寫熾熱的當下現世,但走幾步,拐個彎,隨即墮入記憶洞穴裡,說之為「懷舊」固然過於簡化,仔細閱讀,不難發現當中涵蓋了對照式的時空交錯書寫,或是遙遠的往事,或是浮起心愛的電影和書本,絮語之間就是影像的重疊。張家瑜太清楚自己並不能單純書寫過去或當下: 「如果懷舊是對過去的全面擁抱及全盤肯定,那大概,我對過去是沒有那麼的純粹的愛意。」

穿插於文集中的愛情論述,又成了另一種柔軟的閱讀氣氛。女性書寫到今天已算開闊天空;說到愛情,畢竟女性還保有一點獨特的觸感和視角。張家瑜筆下,有類近小說的故事創作,也有寫實的愛情觀表達。作為女兒、妻子、母親,三個角色的轉換或並置:「我寫作及個人習慣,造成了我老是用一種跳躍不定位的思考去看每件事及每個人。我的書寫永遠有個『但是』,因為我無法以單一身份去創作,這也是我自知不能成為一個好的小說家的原因。對某個角色的堅定不移,我還無法做到。所以,小說的對號入座是當時我害怕出書的原因,但現在,我倒覺得,我可以寫得更放一點,因為女性的角色,可以更多重,你可能是一個情人,甚至是一個父系的角色,有太多可能性。」

手執張家瑜的散文書,而我們應同時期待她的詩集。她讀詩寫詩,但詩人暫沒有這出版計劃,問會否成事,她也只輕道「或許」,卻不諱言寫詩帶給她莫大的滿足感: 「詩是我個體往內關照的語言。若我第一本書是出詩集,我也會很快樂,不理有沒有人看。我很開心可以寫詩,可以像個孩子一樣,很隨性。」以作家出版書籍的角度來看,張家瑜並不算早熟和積極,讓人以為她對出書沒有太大欲望。誠然,她早在二十多歲已提筆,但自嫌文字未夠好,作品不能發布:「以前覺得創作是個人之事,寫作是私密的自言自語。可能到了一定年紀,對某些堅持、原則或是恐懼,都會慢慢鬆弛。」後來為報刊寫文章及結集成書,背後一直有身邊的人鼓勵: 「沒有他(只要留意這本散文集,也不難猜出這個『他』到底是誰吧),應該不會有張家瑜。一旦決定出書,就會發現,也沒什麼大不了的。重要的是,生命及生活主旋律,還是在那裡。」

我想我是懂的。由此我突然想起,每回我善感地控訴人生的虛無不可靠、時日的冗長與無奈,張家瑜最常跟我說的一句話就是: 「你想太多了。」大概張家瑜並非不在乎,而是相信,只要人生仍然移動,故事自然會在某個美好的駐足點被建構被磨練。我們暗自尋找最恰當的語言細細訴說,或熱情或淡薄,記之述之。你誤以為張家瑜低調散漫,但其實她慣於靜靜旁觀,心裡早有個底。

(原刊於 2011 年 2 月 12 日 香港《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