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第十屆牯嶺街創意市集。

文：劉美兒／袁兆昌 寫於台北

九龍城書節將於11月27日開展，我們引頸以待；剛過的台灣牯嶺街書香市集則圓滿結束。牯嶺街曾是台灣最繁華熱鬧的舊書攤經營地區，自2005年起，由南海藝廊與官方機構密切合作，至今已在這裏辦了九次創意市集。

今屆強調採集城市群像，首次從北京和香港引進獨立出版社的出版物（包括北京的家作坊、廣州的維他命藝術空間、香港的點出版與文化工房），來到台灣本土具歷史意義的街道展現華文創意，視域已超出本土其他街展。

展覽以「書香市集」、「街道劇場」、「創意市集」、「馬路座談」和「藝術社區」劃分安排，在13 至14 日短短兩天，吸引逾二萬人次、有約二十家各具特色的出版單位參與，當然還有手作攤位與創意展示逾五十家。

文化工作者珍視牯嶺街這片地方，因它是昔日書籍活躍買賣的尋常生活延續，亦為當下民間分享公共空間、參與街頭運動的重要象徵。專營網上雜誌買賣的下北沢世代羅喬偉認為活動重申人書關係： 「今次是牯嶺街創意市集邁入第十屆，以書店的名義參展，持續進行書籍的流通與販售。對我來說，就是一種『回歸根本』的特殊意義，它使我覺得有種使命感，激勵我更努力去傳遞人與書之間真正的價值所在。」現場最矚目的，大抵是以三輪車盛載書籍的攤位設計，也正好激發出版人的心思，難度與創意並行，正好回應台灣舊時代的街頭文化。

布拉格書店主人銀色快手則以三輪車於街道的歷史背景，理解主辦單位別出心裁的用意：「三輪車有兩層意義，早先牯嶺街書肆發迹，是從滿載回收舊書冊舊貨的三輪車開始。這類的三輪車，至今仍有許多從事資源回收的業者使用，每日穿梭在大街小巷，提醒着我們珍惜舊物的心意。」銀色快手長期在台灣出版界遊走玩樂，今年年中正式自立門戶，開小書店。他自書店帶來一批高質量的二手書：鍾曉陽（台灣版）、黃凡及張大春等，並在攤位內舉辦拍賣活動，吸引不少途人圍觀。

可惜攤位受限於空間，不少獨立出版參展者都覺得三輪車阻礙動線：「若能有更大空間，應該更能顯出這次活動的特色。」一人出版社劉霽分享想法。

6 月才成立逗點文創結社的陳夏民，頭一回參展，強調「互動性」，規劃了「鑄鉛活字印刷靜態展」、「紙給你」（插畫家現場為讀者作畫）等單元，重拾出版端與讀者端的人情味：「當初，牯嶺街的舊書商便騎着三輪車，挨家挨戶地收集舊書，這些收來的書本都沾着愛書人的汗，也因此才顯出其珍貴，就算參觀的讀者不曾經歷過牯嶺街舊書店百家爭鳴、讀者穿梭眾家書店只為尋寶的時光，也能透過時空場景的複製，重新體驗讀者與書店曾緊密接觸的人情味。」

專營台灣本土歷史整理及文化書籍出版的南方家園，去屆與一人出版社合租市集攤位，今屆再加生力軍逗點文創結社，吸引更多年輕讀者。效果如何？且看讀者反應：「有幾位十七八歲學生在逛完攤位後，認真地詢問去年底我們兩本兄弟書《大使先生》與《總統先生》內容，也因為我們去年的出版品多以左派歷史、拉美革命文學為主，對於不是生長在那個年代的年輕人，其實是很難讓他們對這些故事與脈絡產生共鳴的。」這大約是牯嶺街的參展意義：「台灣年輕人其實更喜歡觀察這種反動的文學與歷史還原的真相。這是我們欣慰的地方，左派的文學、歷史，並不是只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前輩才會有共鳴，只要我們將之轉化，編輯成現代年輕人的語言與認知，其實年輕人對這些老東西更能產生共鳴，甚至有許多想轉化傳統再做創新的想法。」劉霽憶述去屆體驗，他認為參與市集並非全為賣書：「其實這種市集賣書還在其次，最重要的是跟讀者和同業面對面交流，幾個忠實讀者都會特地過來打聲招呼，聊聊天，希望長此以往，能形成一種默契，有如一年一度的同樂會。同時在市集中也有機會認識了不少獨立創作人，未來都可能成為一人出版社的一分子。」至於羅喬偉小攤展出的主題是「3 years 30 limited」，是他歷經三年累積所挑選出三十本好刊物、好個人誌、好攝影集，是獨具意義的三周年紀念企劃：「除了向大家分享我們對書的熱情之外，同時亦希望可以讓大家感受到我們選書的觀點及用心。」只有展出介紹而不賣書的口耳相傳，正好是種視野分享。

今屆街頭展因花博而直接與間接衍生的「馬路座談」有二，一是探討城市綠色空間的漸漸湮滅與民間對策，二是牯嶺街公共空間與民間力量。台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主任黃海鳴是創意市集的幕後推手，他邀來詩人鴻鴻與同事邱詠婷談巷道與城市的溫度：「活動成效並非單純以賣得夠不夠、多不多來衡量，而是作品創造者與賣者之間的直接溝通，更加是創造者與創造者的現場交流。有些人認為這不過是關乎一小撮人的活動，但許多時候，他們會因為一些社會議題而緊密聚在一起。」就如其中一個攤位，以影像來寫信給政府，每人寫一句句子，拍一張照片，表達他們對城市綠地的渴求。面對過度城市化及資本主義發展的台北，曾以台北詩歌節名義參與創意市集的詩人鴻鴻，認為市集有前進的空間： 「牯嶺街活動在街頭上發生，反映台灣這片土地最真實的狀態及樣貌，它代表了一種『生活品質』。」這種生活品質大約可從他近年所編的詩刊《衞生紙》看出。

講座會場本來是個小巴士站，就在牯嶺街小劇場前，如同公共空間與藝術之間的對話的象徵。鴻鴻描述誠品書店起初積極發售獨立出版作品，至今通路為什麼障礙重重？若要已享受豐厚資源的人繼續堅持，一如以往，不是沒有可能，只是有點困難。談到官方藝術資源投放問題，講者認為文化活動仍然是官方推崇特定價值觀下吸納異聲的舉動，要你成為他們之內同時又在主流之外的手段，把異聲最小化。提及台北詩歌節時，鴻鴻感慨社會資源一下子投在大型活動（如花博）上，官方也已沒錢安排給詩歌了。儘管如此，民間還是各自努力，抵抗在商業運作下被嚴重扭曲的城市生活及藝術發展。文化創意與經濟管理系助理教授邱詠婷認為創意市集是場運動，民間每個曾參與其中的人，包括在場只有十七八歲的、身穿紅色工人服的工作人員（她的學生），都在這場運動之內。她分析近年富商投放金錢給文化藝術計劃，到底是純粹商業包裝還是認真策劃的藝術項目，界線相當模糊：「現在很多財團亦發起創意市集，但你分不出誰是真誰是假。這跟牯嶺街創意市集差異很大。後者是充分利用公共空間，佔用街頭作藝術交流，意義不一樣。」我們不期然把牯嶺街和九龍城書節聯想起來──兩者同為大型或主流書展以外的出版交流陣地，沒有耀眼奪目的攤位搭建，也不必人流管制。可親的輕巧細緻及人文關懷，在自由的空間內，既造就另一種獨立出版展示、文化交流的可能，亦讓藝術聚落及重回民間，參與和分享，才是推動藝術的真正意義。


（原刊於 2010年11月17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