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26

誰擁有乳房







不少人都讚許,以女性患乳癌為題材的本地電影《天生一對》,其片名取得極妙。乳房本來是一對的——無奈這並非必然之事,當你被迫捨棄它的時候。於是,電影出現如此一幕﹕楊千嬅飾演的女主角得悉自己患上乳癌後,憂愁地站在鏡前,邊撫摸著自己的胸部邊問﹕天氣乾燥我為你塗滋潤霜,我從來沒嫌棄過你不夠大,但你為何這樣對我﹖


哀悼乳房 來者可追

電影的流行讓我們再次翻閱原著《哀悼乳房》。作者西西以獨特的文字遊戲方式,剖白自己患上癌症的心情,並記錄了求醫、割除乳房與康復的過程。所謂「哀悼」,並非一味感傷,相反它含有往者不諫,來者可追,而期望重生的意義。西西在書中偶有感慨,說乳房的病在一般社會認知中,猶如一種「只有意指,而沒有意符的疾病」,是不能對外透露的罪。對這她有另一種看法﹕「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諱疾忌醫的民族,總把疾病,尤其是這種病,隱瞞起來,當成一種禁忌,到頭來,有病的不單是肉體,還是靈魂……作者把疾病公開描畫,不敢說是打破禁忌,卻不失為個人自救的努力。」西西說自己精神較好時,從不浪費光陰,即使她的身體偶爾會支持不住,仍盼多些時間到街上走走﹕「我說不定可以到再遠一些的地方去,比如京都,印度﹔巴塞隆那,玻利維亞。生命是值得讚美的﹔活著,就有了可能。」失去乳房之後,這個世界對她而言仍是美好的,因為讓她捨不得的事情還有很多,包括朋友與親人。

親眼見你 人生仍美

另一個乳癌故事,來自一名台灣資深傳媒人。冉亮是中國時報系駐華盛頓的記者,終生貢獻於傳播行業。《風聞有你,親眼見你》是她多年前撰寫的病痛自傳。冉亮首次接受醫生診斷時,乳癌已蔓延至第三期,如此震驚的消息使她萬念俱灰,擔心癌細胞會持續擴散,尤其當她想到自己也曾經能夠健步如飛地跑新聞,以為生命中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時候。「青春,就是那視為當然的精力和健康。如今,我經歷了生命的顛簸、病痛的無奈,只能勉強靠在窗前,緬懷那逝去的。」冉亮在書中詳盡憶述自己治療癌症的經過,她接受化療,並先後做過切除乳房及骨髓移植等手術,以減低癌症復發的機會。作者形容,割除右邊乳房後,全然無法面對自己﹕「我躺在那兒,聽到他(醫生)用剪刀在一點一點地拆線。完工之後,他一邊交代我要開始運動右手膀,一邊和陪著我的老公聊起來。我在轉身穿衣的一剎那,突然低頭看到自己右胸脯已是平坦一片,還有一長條像拉鏈似的傷痕從腋下往下劃去,十分刺眼。我的目光要逃避已來不及,一時間簡直不知如何承受這『殘酷』的事實。」

使冉亮重拾希望的,除了父母、家人及朋友的關懷,還有自己寫作的本能及對職業的一份尊重。作者在書中記述,出院後的一段日子,情緒依然低落,直至某回翻開《華盛頓郵報》,文章中一句「美國國防部剛完成一份『鄧後中國』的研究報告」刺激了她的新聞觸覺,並驅使身心未癒的她四出打聽報告內容。憑著本事,作者的確可以把該報告拿到手。當時《中國時報》總編輯黃肇松鼓勵她親自處理這篇獨家報道,於是筆力疲弱的她半躺著,歪七扭八的寫了八千字。而作者喜見自己的反胃及嘔吐現象,隨著用心書寫而消失。故此她深信,寫作是可以產生療效的。縱使冉亮書成後三年因癌病併發症過世,我們卻永遠記得她的一句﹕人生多美好。

乳房歷史 男女爭權

當乳房不單純是身體部位的名稱,譬如說,將其放置於性別議題的層面上,它會有更廣闊的討論範圍。學者瑪莉蓮.亞隆( Marilyn Yalom)開宗明義地提問﹕誰擁有乳房﹖是哺乳的嬰兒還是撫摸它的男女﹖在歷史的脈絡上,女性到底從何時開始意識到,乳房是屬於自己並且能夠自主的﹖瑪莉蓮.亞隆在《乳房的歷史》一書中,分析了二萬五千年的乳房史,認為男性一直企圖把女人的乳房據為己有,原因是,不論古今,人們總是強調女性乳房哺育的功能,要不就是把胸部與性和暴力連結,甚或在商品及影像產品的包裝上,乳房的形象,每每從男性觀點出發。「泰半的西方歷史裡,女人的乳房不受到丈夫、情人的個人掌控,便是受制於教會、國家、醫學等男性機制的集體控制。不管男人對女性乳房的控制多麼廣泛,過去的人並不自覺,因為長期以來,人們相信女人『附屬』於男人、比不上男人,也必須順從男人。」作者認為,由於這種觀念植根於西方社會,故多數人便毫不質疑地接受現狀。直到十九世紀,女性漸漸產生男女平等的意識,並群起發出怒吼,推動女性教育權、投票權、服裝革命與經濟獨立。而其後幾波的婦解運動更有所突破,女性相繼提出身體自主的訴求。有人認為此書在學術分析上並沒有太大驚喜,但書中有關乳房的史料,讀來極富趣味。

男女胴體 青春起義

談到身體,新的一代或會有新的看法。去年華文世界裡出現了《男女胴體》,一群有心的年輕人籌備多時,以半年刊形式出版這冊專門討論身體、性別與性意識的書誌,圖文並重,兼收港台兩地的文章創作。編者明言,出版書誌的動機,在於從香港出發,藉著連線到不同的華文社群,開創平台,讓大家有發聲的權利和空間。去年十一月推出創刊號中,編輯之一的謝浩麟說了一番有趣的前言﹕「其實,你有沒有發覺,我們大部分人總看不慣周邊男人不夠豪氣,女人沒啥騷味﹔看不順眼男男/女女各自各戀愛起義﹔一睹男扮女生、女扮男生就視為怪相,明明目擊『男扮男裝』、『女扮女裝』卻走漏眼﹔訕笑男人零性慾時又鄙視女人太色慾。我們就是這樣子,大呼小叫大驚小怪。」傳統嚴肅的學院派研究似乎並非他們選擇的路線,但書誌內的散文、詩及相關的性別研究文章,該可誘發年輕讀者在性別議題的學問上繼續鑽研下去。

讓我們回到《天生一對》的劇情﹕楊千嬅決定切除有癌細胞的乳房。動手術前,再次撫摸自己的胸部。不過,這回她卻溫柔地說﹕我們一起那麼多年了吧,我會惦念你的。

當然。跟自己那樣親密的乳房,怎能不惦念。

2006.03.12 明報。

2006/04/16

字花

有空請去看發布會。書店的中央位。進門口轉右。別轉左。如果讀者選擇在本地大型連鎖店找《字花》,若未見,記住找店員問問,連同三五知己車輪轉問也是好主意,反正重點是:問。這樣,辦公室內的人(如我)才會知道。(貼完這篇網誌我會否失掉工作)





當《字花》其中一個編委連絡我,商議發行事情的時候,一切尚在蘊釀當中,資金未確實,書未成,但在穿針引線期間,我已深深覺得這將會是項美好和極具意義的工程。

4月23日那天,下午二時三十分,星光行商務印書館,要去看。

2006/04/09

新新人類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有一番廣為人知的名言﹕倘若連成年人都不相信未來是美好的,卻硬要孩子們相信明天會更好,乃不負責任的態度。我愈來愈相信,願意對孩子付出真誠關懷的人總是善良的,一如大江,以及他近年為孩子們撰寫的動人散文。而大江口中的未來,相信並非單指自己所生所養的孩子,而是世上所有小孩的未來,作為成年人,自然責無旁貸了。

大江這份對孩子的耐性,顯然是他悉心照料嚴重殘障的兒子阿光而益發增加的。熟悉大江的讀者,對阿光的成長及生命經驗想必不會陌生,大江的小說,曾以阿光作角色的投射,而他精彩的動人散文隨筆《為什麼孩子要上學》更直接描繪了許多兒子的生活軼事及點滴。大江分別以自己幼時及兒子出生後的種種體驗,溫柔地對現今孩子、家長及教師流露出正面的人文情懷。事實上,大江夫婦(妻子大江由佳里為丈夫的著作畫插畫)曾為要長期照顧殘障兒子而困惱及猶豫。最新中譯作品《給新新人類》裡,大江記述了自己主動去探訪廣島原爆醫院院長重藤文夫博士,並受其莫大鼓勵,使他和太太能有足夠的勇氣及決心,繼續照顧阿光﹔他甚至堅信,大部分重心放在阿光身上,是比什麼都重要的事情。

孩子成創作主軸

《給新新人類》是兩年前作者在《週刊朝日》雜誌撰寫的散文結集。大江近年筆鋒有變,熟讀沙特等存在主義大師作品的他,多年來的創作路向皆偏向艱澀難懂,並大量運用複雜的語言去呈現人性的陰暗面。而最近幾部小說及隨筆,卻注入跟過往有別的書寫方式及元素,行文變得溫柔而細緻,孩子更是創作過程中的主軸,大江希望用自己文字的影響力,引導新一代的孩子對生活態度、閱讀、朋輩關係及未來以至各個未來層面作思考。除了承載上回《為什麼孩子要上學》的脈絡,透過淺白活潑的文字對小孩子作一點鼓勵外,大江在《給新新人類》中還用了一定篇幅談及人類和平的問題。當他提到孩童被欺凌的問題時,憶起自己小時候亦偶有被欺負的經驗﹕「這種時候,我不會向欺負我的團隊小孩承認我輸了,要求讓自己也加入那個團隊。我沒有這樣做。」對於那些被大江稱為「惡作劇」的行為大抵源自「怨恨」,在他心裡,怨恨並不會產生什麼好事情。透過描述類似經歷,大江希望跟孩子及教導他們的師長說明世界和睦共處的重要性。

大江在書中宣揚了「新人」信息,如聖經所載,基督透過聖死使原本對立雙方合而為一,創造了「新人」,寓意彼此達成和解。大江不只一次提及薩依德,他覺得自己與這位畢生提倡和平的已故文化文學評論家的想法一致,認為下一個世代的教育比什麼都需要大家去著緊。故大江心目中的「新人」,最主要的一種特質,是要消滅敵意,且新人該不只一個,而是愈多愈好。


《給新新人類》
作者﹕大江健三郎
譯者﹕賴明珠
出版﹕時報/台灣

2005.11.06 明報。

2006/04/02

即使我不曾真的認識愛麗斯。


The Trillins, on August 13, 1965.

Calvin Trillin 在《New Yorker》寫了一篇好長好長的文章,懷念他的已故妻子 Alice Stewart Trillin 。我邊讀,邊笑,邊流淚。這位有猶太血統的美國作家生於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在耶魯大學讀書,其後分別在《時代》及《紐約客》雜誌工作,擅寫新聞專題之餘,也喜歡小說、遊記以及有關飲食的創作。

真的。是累積了很深厚的感情,才能寫出動人的文字。數年前愛麗斯病逝,Trillin 收到不少有心人的悼念信件,而大部份劈頭即說:「即使我不曾真的認識愛麗斯...」Trillin 多年來的文章,一旦提到旅遊、家庭生活之類,總不少得愛麗斯的份兒,日子久了,便跟讀者之間建立起溫暖的默契,哪管相識與否。寄來的信件,大部份使他傷懷,唯獨一封,卻令他笑。某位曾在《時代》雜誌當編輯的傳媒老友跟 Trillin 同樣幽默,在悼念信裡寫:我向來認為你是個出色的男人,但我至今仍然想不通,你當初何以臝得傾倒眾生的愛麗斯的歡心。另一位傳媒老友則打趣說,it was just dumb luck。讀到這裡,Trillin 無法不大笑起來。

愛麗斯的美麗,吸引了不少男性,也讓女性感到妒忌和受威脅。Trillin 形容,作為美女,在生活上確有不少便捷,例如愛麗斯喜歡超速駕駛,但警察通常放過她。直至某年開始,愛麗斯終被發告票,她感到自己魅力不再了。知道 Trillin 如何哄妻子嗎,他說,據聞近日多了許多同性戀的男警察。愛麗斯聽罷,就微笑。Trillin 習慣把自己的初稿先給愛麗斯讀,才交予出版社。這不單因為想獲得在大學教授英文的愛麗斯的寶貴意見,最重要的,是希望打動她。如今已七十多歲的 Trillin 憶述,多年以來,就算兩人已結婚生子,有兒有孫,他從沒放棄去打動這位既光芒四射又賢慧的太太。假如給愛麗斯讀的,是一篇幽默文章,只要聽到她的笑聲,對 Trillin 來說,便是最大報酬了。他說他的每一個字,都是為了愛麗斯而寫。

愛麗斯曾患癌病,最後死於心藏衰竭,那是放射治療的後遺,對此,Trillin 覺得相當無奈與諷刺。但他猜想,向來樂天的愛麗斯必定會這樣認為:自己真幸運,接受治療後,尚可留在人間達二十五年,這些時日,已足夠看著孩子們長大了。我在想,Trillin 何嘗不是幸運呢。正如他的老友如此取笑,這是 dumb luck。我肯定,Trillin 讀完那信,在捧腹大笑之後,便會流淚。為了他美麗的妻子。我可以肯定,即使我不曾真的認識愛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