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書之名，說故事。

L：

　　一直思考著，我們該以怎樣的形式，去陳述自己的遭遇和生命切片。

　　讀出版人貝內特.瑟夫（Bennett Cerf）的《我與蘭登書屋》，讓我聯想到語言和文字的節奏感。假如每個人的筆觸都有獨特的速度和韻律，而這些在某個程度上又能反映筆者的個性與思維，那麼瑟夫大概是名符其實的人如其文：大情大性，不拘小節；對於生活，時刻雀躍和投入，就像在這回憶錄內，彷彿一個故事尚未說完，已迫不及待告訴你下一段經歷。

　　不得不說，除了絕佳的運氣，瑟夫是個對書極為敏感的出版人。他順著每本書及其作者的特質，評估他們的市場潛力，迅速籌劃。八十年前，瑟夫買下「現代文庫」版權，創辦蘭登書屋（Random House），經過多年來的發展與併購，如今已是國際性的英文書出版巨頭了。瑟夫身後，由遺孀及好友整理留下的日記、筆錄和大學的口述歷史內容，編成回憶錄。

　　閱讀傳記或回憶錄的有趣之處，除了筆者本身的憶述，還有從中旁引的精彩軼事。此書記載的史料相當豐富，若逐一細心翻查，足以獨立成為過百段的出版記事，勾勒了美國書業的發展版圖。

　　至於瑟夫筆下種種業內江湖恩仇，L，嗯，事過境遷，當我們今天再看，已成了幽默的、無傷大雅的喜劇情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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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於十九世紀的英國思想家約翰.彌爾 (John Stuart Mill) 著書立傳，中譯本加一副題為「我的知識之路」，似乎更清晰地讓我們知道，彌爾希望為自己畢生的故事叙述，定下一個怎麼樣的註腳。

　　彌爾幾乎無所不曉，政治，邏輯學，哲學，經濟學，多種語言。特別之處在於，以上種種，都是領受自家中父親嚴格的教育，而非院校裡的傳統學習制度。天才的學習路途，多半教我羡慕的。生命中一直受著各種思潮及學術所啟蒙，從而激發自己的見解。正如，我們永遠不會忘掉自己對知識極其渴求的段段歲月，強烈意志驅使我們日夜啃讀，探索。

　　之於彌爾，無間斷的學習，代價是，不曾有過童年。他在自傳中形容。難得學人無所遺憾，甚或滿意和慶幸有這樣的教導：自己的知識之路，起步的時間要比同代人早二十五年。

　　引發一個或邊緣或核心的問題：一生強調理性思考的學人，到底快不快樂；又或者，他會否容許自己不快樂。彌爾在二十歲時，確曾陷入精神危機　──　大抵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憂鬱。但不難想像，以理性的方式思考何謂幸福，依舊是他的終極依歸與救贖。也許，這便是思想家的快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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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在《我自己的世界　──　夢之日記》的自序中說，在某個意義上，此書可被視為他的自傳。我們都知道，這位總是與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的英國小說家畢生重視隱私，不愛受訪，一句「我就是我的書」足以讓企圖接觸他的人卻步。A Sort of Life 一書 (台譯《小說家的人生》，時報文化出版，2006年) 談的是童年往事，而其後，他再沒披露過什麼。

　　小說以外，夢境，成為我們了解小說家一條既虛又實的渠道。

　　這是葛林死後才發表的作品。雖記述夢境，卻不是荒誕癡語，二十五年來，他床邊放紙筆，夢醒即記下。我愈來愈相信，會說故事的人，生命中擁有另一個天賦的、不為人知的神秘世界。且別問他們如何造就和蘊釀作品，這些，只有他們自己才懂。大概，葛林的其中一個神秘世界，就是夢境。的確，作家夢醒後，那些情節都成為小說題材。偶而，小說家會為夢境下點延伸段落，與他口中的「普通世界」互相援引解說。夢與真實的分界，彷彿漸漸變得不那麼重要。

　　葛林說，自己很少夢到死亡。如果有，「那次死亡將是這本書的終結」。於是，我們在他夢之日記的最後一章，讀到關於死亡的詩：「從隔壁的房間裡／電視在與我說話／關於病痛，風疹草藥茶／我的呼吸逐漸虛弱／就像薰衣草中的床單疊起／我的終結如同兒時的茶點那般到來」。

　　不論是人是書，L，以這樣的方式作結，我覺得，實在沒有再好的了。

（字花　第八期　讀一車書）

進入邵氏影視帝國。

　　


美國鬼才導演昆頓塔倫天奴（Quentin Tarantino）拍攝Kill Bill 系列，開宗明義向武俠片大師張徹導演致敬。眾所周知塔倫天奴素來欣賞港產電影，標殺令第一集即以邵氏製片廠的經典標誌開場，當中的仰慕程度可想而知。更有趣和吊詭的是，好萊塢電影早已跟邵氏出品纏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尤其於五、六十年代，邵氏從公司運作模式、劇本內容構思到影片製技術，皆不斷向好萊塢及日本電影取經，成功開闢新派武俠片、歌舞片及其他類型片的龐大市場。

　　2001 年首屆邵氏兄弟電影學術研討會於新加坡舉行，翌年移師香港，由浸會大學電影電視系主辦。幾位參與的學者把兩屆會議內容精選結集成書，具體而微地勾勒及分析邵氏為何能在華語國家電影工業上確立無法被取代的重要位置。坊間雖有數本邵氏電影結集，而相關文章亦散載各大報章雜誌，但若從歷史角度、文化向度及全球定位等深入探討邵氏電影的專書卻是鮮見。由此觀之，《邵氏影視帝國　──　文化中國的想像》一書便格外有意義。

　　此結集記述了邵氏兄弟於二零年代的上海起家，其「天一影片公司」以快速多產見稱，瞬即在行內獨佔鰲頭；三零年代開始轉往南洋地區發展；及至五零年代，六弟邵逸夫引進美國福特泰勒式的生產和管理制度，全力進攻香港製片業，積極擴大自己「東方好萊塢」的帝國版圖。「邵」書集合了美國、星加坡和兩岸三地學者的精闢見解，固然值得細讀，章節之間，還描寫了邵氏兄弟如何在諸侯割據的電影工業環境下繼續營商，被同業群起孤立排斥仍沉著應變的種種經歷，學術領域以外，把書看成一部邵氏兄弟發跡簡史，讀來亦甚有趣味。

　　幾位本地學者（包括梁秉鈞教授、余少華教授和吳昊教授等）則以文化研究角度切入，解讀邵氏之於身分建構、性別議題和國族論述上的深層意義。舉例說，盧偉力博士在文中談及有人批評張徹電影裡的角色在手槍已出現的民國年代，還用斧頭作暗殺工具，對此他予以回應：「我想他正是要在視覺上彰顯刀斧的暴力感，手槍確實更能殺人，但卻不及刀斧之有襲擊的形態，手槍毌須運之以力，刀斧卻是力之利器。」這便是非常細緻的觀察。

　　邵氏兄弟在港四十年，電影製作接近千部之多，馬來西亞財團投資的天映娛樂成功收購當中760部版權，並計劃由2002年底至2007年，把它們逐一修復重視。這項五年計劃，不啻是影迷之福。看罷電影，不妨找「邵」書讀讀，自必有所啟發。

《邵氏影視帝國　──　文化中國的想像》
出版社：麥田出版（台灣）
出版日期：2003年11月

（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