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文化回歸」 ﹣﹣ 從古兆申走過的文化路談起。
是一個座談的摘錄。雖其中有些觀點我不盡同意,我永遠相信互相觀照,多於直接比對。但有討論,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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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程路 ── 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 1963 – 2003》是盧瑋鑾教授展開的香港文化人口述歷史工程的計劃之一,訪談於2003 年進行,提問的人 ── 包括盧瑋鑾本身和另一學者熊志琴 ── 與被訪的古兆申,皆為文化同路人,既檢索記憶,同時實實在在細密爬梳寶貴史料,放諸宏觀版圖,顯然已不只是個人史;此外,當時為期三天的對談,距離至今已有七年,卻遇上了「八十後現象」和「世代論」的探討,此書生成,自然成為探問與追溯這些意識形態的另一參考文本。
古兆申於1963 年入讀香港中文大學,最初接觸文化的渠道,是《中國學生周報》和《大學生活》,前者啟蒙不少中學生,後者以大學生為閱讀對象。他時有參與兩報社舉辦的活動,亦撰文寫稿,又閱讀了許多台灣文學刊物,繼而與志同道合的朋友自資創辦《金線》,主要刊登文化評論,或引介國外作品,亦有不少篇幅推薦台灣作家如陳映真、鄭愁予、白先勇等作品,積極在校園派發流傳。念研究院期間有個機緣,開始編輯《現代中國詩選》,花三年完稿。深厚的文學根底與經驗由此漸漸累積,往後的日子,古兆申更跨越其他藝術界別,落腳於多個文化領域。
如資深電影研究者黃愛玲與他的相識,淵源並非來自文字,而是當年難能可貴的影像之旅。兩位好友結交於八十年代初的巴黎,當時幾個歐洲國家陸續舉辦中國電影回顧展,一班電影愛好者常常碰頭相聚:「看電影本來就很愉快,和好朋友一起,就更愉快,於我輩而言,在香港出生及成長,根本沒機會看到早期的中國電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機會,大家共同享那種興奮,如此志趣,一直延續到返港。後來他更引導我欣賞崑劇。」
香港尚未回歸之前,古兆申已呼籲要重視「文化回歸」 ── 既關切民族文化和中華文化的失落,同時榷立穩固文化政策,「官方帶頭,民辦回應」。近年,經過幾次社會運動,「八十後」的論述更受關注,年輕人面對的批評偶爾過於簡化,譬如只覺得他們是非理性激進;也有指文化知識較薄弱的一群,其積極性和主動性,與上一代大相逕庭。畢竟社會結構變化複雜,世代之間,如不互相觀照而單純直接比對,意義並不大。儘管如此,面對這種落差與衝突,古兆申其實不無感慨,認為過往濃厚的文化氛圍已然失去。
古指出,這是文化的世代脫軌,亦關乎政府政策的不濟:「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多加資源,香港回歸後推動藝術,尤其是中國文化,可惜目前還沒有達成。」
誠然,近年不論是文化及保育政策的推行,還是期間對於不同聲音作出的應變,皆充分揭露政府對於文化認知及其管理的無稽與淺薄 。曾作為文化委員會成員的雕刻家文樓表示,在一些文化政策討論會上,官方佔了大多數,業界只屬少數,亦欠缺共識:「我提出了一個疑問,就是香港到底屬於什麼文化?當時政府沒有人願意回應這個問題,繼而把責任推到他們聘請的顧問身上。文化委員會主席、即時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張信剛教授,他是一個相當有修養的學者,唯獨他提出,香港要面對的文化議題,是中華文化的延續。」
與古兆申相知相交二十年的雷競璇,對香港教育尤其失望:「回歸以來,我們多討論到就業及經濟等問題,至於文化承傳,特別在學校課程裡,關於中國的元素愈來愈少,地理本已不多,中國歷史就更加式微。」他指出,港英政府訓練的公務員固然大多缺乏文化視野,同時又存在複雜的社會問題,他坦言並不樂觀:「談到文化回歸,到底終極的目標及方向去哪?中國現在發展成這麼龐大的經濟體系,他們的文化承傳其實存在許多問題,香港亦然,前人能夠保存的傳統材料愈來愈少。」
古兆申於1970 及 71 在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正值保衛釣魚台運動開始,他和同學策劃出版《愛荷華釣魚台通訊》,並參與示威。《雙程路》中提到,當時在德州讀電影的徐克送上一部超八攝錄機,他隨即拍下短片,讓不在場的同學觀看。古兆申的父親是桂系國民黨軍,在政治認知及自我身分認同上,自然多了另一份思考。面對目前的社會運動狀況,以反高鐵為例,古兆申強調自己對於這場運動沒有立場,但有感與70 年代的社運經歷大大不同:「他們(反高鐵人士)用的方法可能不恰當,絕食和苦行,犠牲太大。」他亦強調,歷史觀非常重要,每一代人,如沒有歷史觀的話,對文化的立足點便薄弱無力,行動亦會變得盲目。
2006 年,有市民堅持天星碼頭不遷不拆,盧瑋鑾曾到過請願現場觀察:「從另一個角度看,或許會有一點安慰。當年輕人在示威,聚於街頭,我跟他們說,我只想去看看你們。或許我覺得遷拆天星碼頭,與我無關,但對新一代年輕人而言,卻十分在意,他們覺得,這是他們的家,他們的事。」不過,她也認同歷史觀的重要性:「部份年輕人只知社運重要,卻未能掌握歷史的脈胳。所以,我們這一代人更加責無旁貸,要好好紀錄歷史,不要讓下一代出錯。」
作為別人口中的「八十後」,講座嘉賓之一、香港城市大學畢業生劉駿業對世代標籤化不以為然,他熱衷研究崑劇,投入藝術活動,但面對其他之於文化知識較冷漠的朋友,他強調這無分對錯:「其實許多年輕人面對類似批評,是不在乎的,即使被指為膚淺,他們不會介意,這是新一代人的性格。」不過,相比起古兆申同期成長發展的人,對社會的關懷,他認為身處當下,許多線索及標準都沒有保存下來。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博士生陳子謙則認為,新世代在目標及文化理念上,的確有不足之處,但仍不致那麼悲哀:「我教寫作班,沒錯,年輕一代實在沒有接觸許多文學或文化,但只要以合適的方式與他們討論,他們還是會被打動的。即使那是非主流的社會文化,最終也可以令他們愛上。同時,七十年代理想的、被我們羨慕著的文化環境,是否也是主流?這是很值得探討下去的。」
套用黃子程在座談中的說法,那並非一個「世代對決」的辯論:「但不能否認的是,從前的文化氣氛較有條件,老前輩有創建,更讓我們反省,有沒有為新一代貢獻。」而古兆申最深有所感的,是過往的媒體沒那麼功利:「當時,我們還有一些富使命感的電台及刊物運作,但如今,媒體只關心本港新聞,且是芝麻綠豆的小新聞。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確比較幸福。」
七十年代,擁有及堅持文藝心思的,畢竟只屬於小數,大抵亦不是主流。盧瑋鑾認為,這是全世界恒常的文化狀態:「每個年代都有其優點與特點。沒錯,我們期待的『文化回歸』,似乎有點遙遠, 但你永遠不能小覷這小小的動力,只要尚有一撮人存著這種心思,我便不會悲觀。 」
原刊於 2010年8月21日 《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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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程路 ── 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 1963 – 2003》是盧瑋鑾教授展開的香港文化人口述歷史工程的計劃之一,訪談於2003 年進行,提問的人 ── 包括盧瑋鑾本身和另一學者熊志琴 ── 與被訪的古兆申,皆為文化同路人,既檢索記憶,同時實實在在細密爬梳寶貴史料,放諸宏觀版圖,顯然已不只是個人史;此外,當時為期三天的對談,距離至今已有七年,卻遇上了「八十後現象」和「世代論」的探討,此書生成,自然成為探問與追溯這些意識形態的另一參考文本。
古兆申於1963 年入讀香港中文大學,最初接觸文化的渠道,是《中國學生周報》和《大學生活》,前者啟蒙不少中學生,後者以大學生為閱讀對象。他時有參與兩報社舉辦的活動,亦撰文寫稿,又閱讀了許多台灣文學刊物,繼而與志同道合的朋友自資創辦《金線》,主要刊登文化評論,或引介國外作品,亦有不少篇幅推薦台灣作家如陳映真、鄭愁予、白先勇等作品,積極在校園派發流傳。念研究院期間有個機緣,開始編輯《現代中國詩選》,花三年完稿。深厚的文學根底與經驗由此漸漸累積,往後的日子,古兆申更跨越其他藝術界別,落腳於多個文化領域。
如資深電影研究者黃愛玲與他的相識,淵源並非來自文字,而是當年難能可貴的影像之旅。兩位好友結交於八十年代初的巴黎,當時幾個歐洲國家陸續舉辦中國電影回顧展,一班電影愛好者常常碰頭相聚:「看電影本來就很愉快,和好朋友一起,就更愉快,於我輩而言,在香港出生及成長,根本沒機會看到早期的中國電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機會,大家共同享那種興奮,如此志趣,一直延續到返港。後來他更引導我欣賞崑劇。」
香港尚未回歸之前,古兆申已呼籲要重視「文化回歸」 ── 既關切民族文化和中華文化的失落,同時榷立穩固文化政策,「官方帶頭,民辦回應」。近年,經過幾次社會運動,「八十後」的論述更受關注,年輕人面對的批評偶爾過於簡化,譬如只覺得他們是非理性激進;也有指文化知識較薄弱的一群,其積極性和主動性,與上一代大相逕庭。畢竟社會結構變化複雜,世代之間,如不互相觀照而單純直接比對,意義並不大。儘管如此,面對這種落差與衝突,古兆申其實不無感慨,認為過往濃厚的文化氛圍已然失去。
古指出,這是文化的世代脫軌,亦關乎政府政策的不濟:「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多加資源,香港回歸後推動藝術,尤其是中國文化,可惜目前還沒有達成。」
誠然,近年不論是文化及保育政策的推行,還是期間對於不同聲音作出的應變,皆充分揭露政府對於文化認知及其管理的無稽與淺薄 。曾作為文化委員會成員的雕刻家文樓表示,在一些文化政策討論會上,官方佔了大多數,業界只屬少數,亦欠缺共識:「我提出了一個疑問,就是香港到底屬於什麼文化?當時政府沒有人願意回應這個問題,繼而把責任推到他們聘請的顧問身上。文化委員會主席、即時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張信剛教授,他是一個相當有修養的學者,唯獨他提出,香港要面對的文化議題,是中華文化的延續。」
與古兆申相知相交二十年的雷競璇,對香港教育尤其失望:「回歸以來,我們多討論到就業及經濟等問題,至於文化承傳,特別在學校課程裡,關於中國的元素愈來愈少,地理本已不多,中國歷史就更加式微。」他指出,港英政府訓練的公務員固然大多缺乏文化視野,同時又存在複雜的社會問題,他坦言並不樂觀:「談到文化回歸,到底終極的目標及方向去哪?中國現在發展成這麼龐大的經濟體系,他們的文化承傳其實存在許多問題,香港亦然,前人能夠保存的傳統材料愈來愈少。」
古兆申於1970 及 71 在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正值保衛釣魚台運動開始,他和同學策劃出版《愛荷華釣魚台通訊》,並參與示威。《雙程路》中提到,當時在德州讀電影的徐克送上一部超八攝錄機,他隨即拍下短片,讓不在場的同學觀看。古兆申的父親是桂系國民黨軍,在政治認知及自我身分認同上,自然多了另一份思考。面對目前的社會運動狀況,以反高鐵為例,古兆申強調自己對於這場運動沒有立場,但有感與70 年代的社運經歷大大不同:「他們(反高鐵人士)用的方法可能不恰當,絕食和苦行,犠牲太大。」他亦強調,歷史觀非常重要,每一代人,如沒有歷史觀的話,對文化的立足點便薄弱無力,行動亦會變得盲目。
2006 年,有市民堅持天星碼頭不遷不拆,盧瑋鑾曾到過請願現場觀察:「從另一個角度看,或許會有一點安慰。當年輕人在示威,聚於街頭,我跟他們說,我只想去看看你們。或許我覺得遷拆天星碼頭,與我無關,但對新一代年輕人而言,卻十分在意,他們覺得,這是他們的家,他們的事。」不過,她也認同歷史觀的重要性:「部份年輕人只知社運重要,卻未能掌握歷史的脈胳。所以,我們這一代人更加責無旁貸,要好好紀錄歷史,不要讓下一代出錯。」
作為別人口中的「八十後」,講座嘉賓之一、香港城市大學畢業生劉駿業對世代標籤化不以為然,他熱衷研究崑劇,投入藝術活動,但面對其他之於文化知識較冷漠的朋友,他強調這無分對錯:「其實許多年輕人面對類似批評,是不在乎的,即使被指為膚淺,他們不會介意,這是新一代人的性格。」不過,相比起古兆申同期成長發展的人,對社會的關懷,他認為身處當下,許多線索及標準都沒有保存下來。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博士生陳子謙則認為,新世代在目標及文化理念上,的確有不足之處,但仍不致那麼悲哀:「我教寫作班,沒錯,年輕一代實在沒有接觸許多文學或文化,但只要以合適的方式與他們討論,他們還是會被打動的。即使那是非主流的社會文化,最終也可以令他們愛上。同時,七十年代理想的、被我們羨慕著的文化環境,是否也是主流?這是很值得探討下去的。」
套用黃子程在座談中的說法,那並非一個「世代對決」的辯論:「但不能否認的是,從前的文化氣氛較有條件,老前輩有創建,更讓我們反省,有沒有為新一代貢獻。」而古兆申最深有所感的,是過往的媒體沒那麼功利:「當時,我們還有一些富使命感的電台及刊物運作,但如今,媒體只關心本港新聞,且是芝麻綠豆的小新聞。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確比較幸福。」
七十年代,擁有及堅持文藝心思的,畢竟只屬於小數,大抵亦不是主流。盧瑋鑾認為,這是全世界恒常的文化狀態:「每個年代都有其優點與特點。沒錯,我們期待的『文化回歸』,似乎有點遙遠, 但你永遠不能小覷這小小的動力,只要尚有一撮人存著這種心思,我便不會悲觀。 」
原刊於 2010年8月21日 《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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